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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俗健悍，易于聚众滋事，自上年大加惩创之后，朕以为其风可以稍戢；乃现在此案人犯又有如许之多，可见该郡孤悬海外，距省遥远，政务废弛已久，非竭力整顿，难以绥辑。注331

在这种雷厉风行的气氛下，多次遭到申饬的闽省官员即使对于小规模的械斗也神经绷紧，决定予以严惩。福建巡抚雅德即呼应乾隆帝主张，针对“林淡案“指出：

查海外地方，岂容刁民肆行无忌？且彰化、诸罗二县，漳、泉匪徒械斗焚杀，甫经惩创，乃淡水复有焚抢杀命之事，实属愍不畏死，尤当严予重惩，以儆匪恶。注332

基于上述严刑峻法方针，“林淡案“的处置方式也完全仿效一年前的“彰化械斗案“，不但首犯被就地正法“枭示“，而且台湾道杨廷桦、淡水厅同知马鸣镳、北路协副将左瑛都因办案不力或是拖延甚久才禀报而遭到参革。注333特别是台湾道杨廷桦因据报后，没有“亲往督拿，上紧究办“，仅由同知马鸣镳自行查报，被“交部议处“，台湾道一职也于十一月十七日改由漳州知府李浚原接任。注334

不过，杨廷桦于十一月十二日已亲自到淡水厅查勘“林淡案“内垦埔情形，并于十二月七日上奏给乾隆帝。注335乾隆帝收到奏折之后，改变主意，以杨廷桦“在台湾年余，于该处情形自更熟悉“，而令其留台帮办，“实心出力，以赎前愆“注336。换言之，因林淡案被降调的杨廷桦，是以戴罪立功的身份，协助新任台湾镇总兵柴大纪继续处理善后事宜。这也造成他在日后的清厘划界上态度甚为积极，紫线图也比蓝线图更加正确和翔实。

“林淡案“的善后，除了首从42犯“从重定拟“及私相授受的番通事凤生因病故“免议“外，番阿生和汉佃则“各杖责二十板“，更重要的是纷争地的处分和重新配置问题。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一月，杨廷桦和北路协副将左瑛到乌树林至武陵埔一带界外地区现勘，发现“垦成田园，新旧不一“，勘丈共得547甲。注337对于这些土地的处置，如同过去一般，除了阿生自垦的马陵埔尾番园，仍由其耕管之外注338，不是入官，即列为禁地。乌树林隘仍“设乡勇二十名，以资防御“，其已垦田和未垦埔地，因“该处迫近生番“，于“崁顶隘寮下崁脚立界“，永行禁垦。至于安平镇(桃园平镇)至黍仔园一带，即今平镇乡、龙潭乡境及大溪镇内，原属于霄里社的偌大番地，不论已垦、未垦，均“附奏入官“，原垦佃成为官佃，或是“另行召佃“，“照例纳租，除完粮外，分别充公、赏番“注339。纷争地之外的安平镇等界外土地，此时一并入官，这是因为杨廷桦认为这些已垦或未垦田园，“给番殊觉太优，逐佃恐致失所“，因此采“仿照官庄之例，定额输租“，“不准番民私垦“注340。进言之，由于“林淡案“，原来霄里社所有的界外番地，都被充公入官，成为汉佃与乡勇械斗下最大的牺牲者。注341界外番地入官充公，似乎也变成清廷对番社连带惩罚的主要模式。至于汉佃，则仍维持其垦佃身份，只是由番业汉佃变成官庄之佃，变化的仅是业主权，耕作权并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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