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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略言之，该图仍不失为明末清初一份重要的地图材料，其意义与价值体现在：

首先，于中科院《阅史津逮》版本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版本，且为彩绘本，十分精美。中科院《阅史津逮》彩绘本前有序，称该本原为清初汤斌家藏本，光绪末年汤斌后代家势中落，流入易水张守痴之手，其源流甚为清楚。汤斌曾任《明史》纂修，又与朱约淳大概同时，或为朱氏赠阅抑或纂修《明史》时征集欤？本彩绘本与中科院本有较大的区别，如本彩绘本有《舆图序》，而中科院本则缺之；图例中，本彩绘本作“历代图“，中科院本则作“历代疆域图“；在《日本国》图中，中科院本明确写出“昆山郑若曾“，可见该图来自《郑开阳杂著》，而本彩绘本则未标。因此，两本之间是何种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两者共同构成了《广舆图》在嘉靖以后的传播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次，将读史地图与当代地图并书，可谓在体例上的创新。绘图者在《阅史津逮·目例》中较为简练地介绍各图的绘制缘由，在“历代图“中，不仅标绘各统一王朝的疆域与政区建制，而且特意为中国历史上割据时期专立专门图幅，体现出绘图者“汇通“的史学观。在读史地图后附当代地图，其目的亦是为读史服务，如《海运图》，绘图者称“沿于江海，肇自禹贡，元人祖之，大辟海道，作海运图一“，作者企图以当代地图表现元代以降海运发展的形势，体现了绘图者“知古须知今“的历史观。

再次，图例符号方面有所创新。学界通常认为系统使用图例符号当始自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可惜该图早已散佚。现存较早的是明《杨子器跋舆地图》及罗洪先《广舆图》，尤其是后者，使用“省文“(即图例)达24个，是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阅史津逮》使用的“省文“多达30个，较《广舆图》尚多。其中专设黄河与湖的符号，将计里画方中的方格视为“省文“之一。绘图者有感于过往图形中对边墙材质未作区分，称“王公设险，首重边陲，或方城千雉，或土堞万浔，或垒石为防，或因山为限，不特观其形势，亦且识其疏密，各为绘形以别之“，又特设了“石城“、“土垣“、“石垒“三种地图符号。符号使用之多，运用之娴熟，分类之细致，在当时大概是最先进的。

最后，对海疆的重视及海岛地名的书写，为我国最早发现、开发、命名钓鱼岛及南海诸岛增加了一份地图证据。明代从《广舆图》到《郑和航海图》，都较为重视对海洋的绘制，尽管这种绘制较为粗疏。《阅史津逮》中《西南海国图》已描绘出非洲南部及好望角区域，其中标注的一条大河，名“哈纳赤思津“，这当然是直接摹绘《广舆图》的结果，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简编本)中曾推断该河或许就是尼罗河。在《琉球图》中，标绘了明朝藩属国——琉球国及其附近的岛屿，包括中国去往琉球的使者沿途所必经的岛屿，在小琉球岛(应即今台湾岛)北标绘出瓶架山、彭家山、鸡笼屿、花瓶屿、钓鱼屿、黄茅屿，在黄茅屿和谷米山之间还着重注明“此山下水急，礁多“，可见这一带海域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东南海国图一》将今东南亚诸国及附近海域标示于上，尽管仍然是示意性质，位置关系又多有错讹，但其中标绘的“石塘“一名，据吴凤斌先生对《广舆图》相关图幅的研究，应泛指东沙群岛，“长沙“一名应泛指中沙和西沙群岛注594，可为我国最早发现、经营南海诸岛提供古地图方面的坚强证据。

(感谢汪前进先生的版本提示)

“石浦厅“质疑注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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