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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个人的具体实践并不相同，其体现出来的作为探究背景的经验基础也各有异处，以往生活经历自然就成为人们未来生活的坐标，成为未来有待确认、验证的参照。过去的经历和认识是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会的坐标，它既有稳定的一面，也有不稳定的一面，原因在于“知识不是某种孤立自足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和进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东西“(24)。更何况，人们每次的境遇都会与曾有的经历不尽相同。因此，生命实践中的人每次所见到的“杏花“，都是对其情感经验的再次完善和补充。

如此一来，生活经验使我们平日里已有某些相关“花瓣“的情智储备，“知觉的记忆“(25)使我们一旦读到“雨过杏花稀“、“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诗句，自己脑中可能会想起某次见到杏花的特殊具体的经历，同时或许还会勾起一段愉快或伤心的情感。于是，我们便可构思、想象出属于自己的诗歌情境与“杏花“的样子。即便有时候，这样的储备是片面的或错误的，也依然有助于阅读者进入诗歌所描述的那个特殊世界（或境界）。

其次，在现实情况下，拥有“情智储备“和“知觉记忆“的主体又适时地接触到那些足以激发、唤醒“意象“的外在事物和环境。譬如，创作主体在地铁车站遇见了令人联想起“花瓣“的漂亮面孔。(26)由此，创作主体凭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感悟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才足以生成美国学者艾兹拉·庞德所说的那种瞬间的“意象“(27)，而“意象“的生成最终就是主体创造意识的展现。

依照叔本华的说法，此类文字“物象“（或称“表象“）构成了人类第二种称之为“抽象概念“的表象形式。尽管“花瓣“这类概念似的表象是抽象的、不具体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贫乏的，因为它省略了许多同类对象间的差异(28)，但概念的形而上质使之成为吸纳“接收主体“；具体丰富情感经历的容器。(29)因此，“花瓣“这类概念同样也可促发作者和读者双方，凭借知觉的记忆，将诗歌的物象与意象在自我意识中具体、鲜活地生成。阅读者可以借助自己具体的情感经历，诸如早先看过的某种“花瓣“的模样，弥补“概念表象“的贫乏和空疏，赋予诗歌语词（意象）以具体与鲜活。当年，唐代诗人张继或许只是为了抒发自己落榜后“夜半“过苏州的心境，看似错误地用了“钟声到客船“的诗句。然而事实上，夜半的“钟声“所取得的效果，恰恰摆脱了“概念表象“的贫乏与空疏，更能表达诗人内心深处的真切感受，诗歌的意境也由此更显高远、凄凉。

叔本华认为，相比于那些具体直观的艺术作品，文字艺术更为高级，因为它可呈现出除了音乐外，其他任何艺术的美。只是这种呈现依靠的是描写的方法、叙述的方法，乃至戏剧表演的方法。(30)因此，总结而言，由于印本书籍记载的文字“物象“（或称“表象“）有别于主体目见客观事物所形成的“物象“，它与主体间接构思想象（或拼凑）所形成的形象一样，属于“主观物象“之一，它是直接由文字唤醒主体想象性体验的形象生成。假若主体见到的是书籍的“文字物象“，尽管这种“物象“首先就是经由主体的想象能力而生成的，但是要窥见原作者作品中的创作时脑中具体鲜活的“意象“，同样需要主体事先具备一定“情感“和“理性“的历史储备，调动自己“过往知觉“的记忆，当然也更需要主体审美意识的积极参与。若有这样积极的审美意识的参与，接受主体就有成为创作主体的潜在可能。

因此，文学活动固然需要读者对于作品“物象“呈现的生成，然而它更期待读者审美意象的生成，以及读者在原作品影响下转化为新作者后，唤起新一轮文学创作意象的物化成形过程。由于对作品的审美知觉呈现和想象已不足为奇，米盖尔·杜夫海纳认为“审美知觉的第三个阶段“才是文学活动最高的目标。(31)而某些不甘寂寞的读者，也总会在一定环境下产生新的创作冲动。这时，我们已不能准确为阅读审美意象和审美创作意象的形成和转换划定边界，它们或许就是庞德所谓的“瞬间闪念“就成了形，或许是长年累月，需要多次反复刺激，经历所谓“物与性相摩，感与欲相荡，四轮三劫，促迫于外，七情八苦，煎煮于内，身世轧嘎，心口交踬“，乃至“萌于志，发于气，冲击于音声“(32)后才会有结果。于是，唐陈咏有诗句“隔岸水牛浮鼻渡“（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宋黄庭坚则“点铁成金“地创作了“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的诗句。自从看过陆游诗句“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叶绍翁就写出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头“的名句。

关于唐代文学传播，元稹当年曾生动描述了白居易作品的流传。《白氏长庆集序》载曰：“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33)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抄本时代，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等人如何依靠作品在师友间有限地抄录传播，实现其对于读者和文学后辈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作品传播的范围、花费的时间以及传抄内容的正确程度必然大受影响。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晚唐诗人韦庄当年到京城应举，恰逢黄巢叛军破城。韦庄以自己所见所感，写成了引发公卿垂讶的《秦妇吟》一诗。然而韦庄却讳言此诗，诗亦不得收入其弟韦蔼为他编纂的《浣花集》，终致失传近千年。20世纪初，敦煌遗书重现世间，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先后在敦煌遗书中发现有《秦妇吟》写卷，其中有天复五年（905）敦煌郡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本（伯3381卷）、贞明五年（919）金光明寺学仕郎安友盛写本（伯3953卷）、显德四年（957）学士郎马富德写本（伯3780卷）以及太平兴国四年（979）学郎阴奴儿写本（伯3910卷）等共十种抄本，抄写时间跨度从晚唐至北宋，有近百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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