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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段记载中，窦贞固解释道，考生在白天过于关注（晷刻）考试时间长短，且又不能见到蜡烛光晕，担心考生由此不能专心考试，从而导致不能写出美文。此外，窦贞固另有的担忧是，当时考生“怀藏书册“，作弊问题严重，而监考官员又多有纵容。所以，建议要严格考纪，将作弊者驱逐出考场。

以政府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考虑到当时考生的人数，以及当时考生又多有“怀藏书册“的情况来分析，引出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这就是，既然科举受到如此重视，乃至国家制度调整频繁若此，那么以当时混乱局势和国家经济状况，大量的科举考试用书从何得来？

据《宋史·选举志一》（卷155）载曰：“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乾德元年，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是年，诸州所荐士数益多，乃约周显德之制，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以乾德元年宋太祖诏书内容推断，五代时（尤其后周）考试明经的情况是“一举不第而止“，不许再试。如此推断，当年若想明经中举，必须经书背得熟。这样引出来的问题即是，除了经书背得熟以外，经书内容还必须正确无误。否则，即便背得出，也不能保证中第。那么，整个社会面临的情况是，即便是能够提供相应的儒家典籍，谁又能保证这些经书内容的正确无误呢？经书正误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呢？

由此，若要确保考生手中所持经书的正确无误。首先要求流入天下举子手中这些儒家经典必须获得国家权威机构的验证。这样一来，国子监的权威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五代早期的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经书占有很大部分。因为唯有通过国子监经学专家审核的经书才是符合考试要求的书籍。以相关史料和现存五代经书版本来看，当时的硕儒主要包括田敏、马缟、陈观、段顒、路航等人，写手主要有李鹗、郭嵠、朱延熙等人。(36)国子监刻书实质上是确保了考生可以获得国家认可的标准科考用书。这些考试用书以雕板印刷的形式，将国家认可的标准固化下来，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情形恰如《册府元龟》（卷50）所载：

长兴三年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旨：“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已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克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倘不讨详，渐当纰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勘读。然后召雇能雕字匠人，各随部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所贵经书广布，儒教大行。“

由上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五代科举的存在与延续，为当时读书人留出了仕途荣升的道路，而针对科举政策的诸多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科举取士制度的顺利贯彻执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上这些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了当时读书人，也间接地影响到他们手中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一方面，科举的存在和延续，客观上保证了书籍始终有需求较为旺盛的市场存在，尤其是让刊刻出来的大量儒家典籍有所归宿。另一方面，科举也反过来培养了后来能保证书籍刊刻品质的校勘、编纂人才。

关于这些情况，我们从五代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中，可以窥出些许端倪。譬如，薛居正、句中正、李昉、扈蒙等就是五代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宋初期大规模板印书籍时担当重任的校勘、编纂人才。

北宋所用五代编纂、校勘人才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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