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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怿不愿做这件事的原因固然有谦虚的成分在内。然而，我们因此亦可窥出当初朝廷急欲达成此事的初衷。因为科举诗赋的格式样本一旦制作出来，其用意必然是广泛地出售、传播和阅读，国家原是希望能因此而获取利益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非要借助雕版印刷不可。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载：“祥符中，西蜀二举人至剑门张恶子庙祈梦。梦神授以来岁状元赋……状元乃徐奭也。既见印卖赋，比庙中所见者，无一字异“。(38)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的何薳也记录李偕参加省试之前，曾梦见进士考试文章。而科考后见到刊刻新进士赋文，竟然与自己梦中所见无纤毫异者。（《春渚纪闻》卷1）

这些记载说明，当年科考前后，均有历年或当年名列三甲考生样本诗赋印出，以便众多考生观瞻、摹仿和学习。此事虽发生在北宋，但结合前述天成年间制作诗赋格式范本的事例，可以想见当时大量的印版典籍出现，客观上为考生提供了文章典范，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是故，《旧五代史·冯道传》（卷126）载曰：“天成、长兴中，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

五代科举的存在和延续对书籍印刷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它为书籍刊刻事业储备了人才。一方面它直接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投身到藏书、校勘、编纂、出版等与书籍刊刻有关的文化事业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与科举相关的庞大书籍市场的存在，为印刷技术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间接地造就了一批技术娴熟的雕板书手与刻工。我们再详解《册府元龟》（卷608）所载：

（长兴三年）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经雕刻印板委国学，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祠部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段容、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员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已委国学差官勘注，盖缘文字极多，尚恐偶有差误。马缟已下，皆是硕儒，各专经业，更令详勘，贵必精研。兼宜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谨楷写出，续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纸与减一选，所减等第优与选转官资。“

长兴三年，后唐皇帝充分认识到儒家经典的重要性，正式下旨取石经雕成印板，特将马缟、陈观、段容、路航、田敏等当时有名的硕儒、文臣召集起来，详勘经典。按“每经差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以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的记载，可知整部《九经》雕造完毕，若摒弃人员重复情况，参与《九经》校勘的专业人才至少也有四、五十人，而书手、刻工人数因为缺乏记载，则较难统计。

关于五代书手的历史记载，《旧五代史》（卷101）有载，后汉隐帝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结果，后汉皇帝刘承祐同意了国子监的建议。对此，宋洪迈评说：“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随后，洪迈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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