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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武士们一旦奔赴战场，主从便要共同面对异常艰难的局面，往往需要同生共死，这也强化了主从关系。在战争中赌上性命的人际关系，已经带上了单纯因利益而结合的关系中所不可能存在的严肃性，这是贵族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崭新精神境界。

当然，主从间的契约，只是为了维护和扩张彼此的社会利益而建立的，其中并不包含更广泛的社会意识。从这一点而言，与自觉意识到有义务关注国家政治的律令贵族相比，也有倒退的一面。同时，无法否认，武士与为了满足权力欲望而玩弄各种权术却绝不杀人的摄关政治时代的贵族不同，缺乏对人生命的尊重，他们恣意实施残虐的杀人行为，有着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因此，不能一味地过高评价武士的道德伦理。但是，他们带着颓废的贵族社会欠缺的新鲜道义活力登上历史舞台，尤其值得一书。

尽管都被称作武士，实际上其成长经历了几个阶段：从以农业经营者为基础的镰仓时代武士，到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江户时代武士，他们特征迥异，每个时代中的武士道德都不尽相同。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武士道“一词，是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才出现的。明治以后，伦理学家将“武士道德“美化成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甚至在欧美各国都被广为宣传的“武士道“概念，乃是诞生于江户时代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了解，封建社会成长期的武士道德实体，来源于上述历史，带着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特征。

一般而言，在主从的关系结合中，主从双方的关系处于不平等状态，无法否认从者（家臣）对主君的奉公义务优先于主君对从者的恩惠。初期的主从关系犹如“一族郎等[29]“一词所表达的那样，主君与从者之间大多保持了非契约性的亲族共同体关系，所以，与欧洲封建社会由双方契约造就的古典式主从关系不同。尽管如此，主从关系与律令政府对人民进行单方面的奴隶制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以“恩惠“和“奉公“双方的义务为前提的，并不能简单定义为从者无条件奉献的单方面义务。

到了江户时代，主君一方的权力被极度强化，武士大多离开了土地，变身为领取“知行米[30]“的现代公司职员般的存在，自此彻底失去了从者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央权力十分脆弱的封建社会成长期，武士都是农业经营者并拥有可赖以生存的领地，从者在主君面前还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因此，撇开没有领地的“郎等[31]“一级最下等武士不说，中级以上的武士，完全不用委曲求全地单方面为主君所奴役。

他们在战场上勇敢战斗，但绝对不忘要求对自己的“军功“加以“恩赏“。大量为要求恩赏而起草的军功状的存在，最为雄辩地证明了武士的道德绝非是无条件的“献身性道德“。世袭关系是让主从结合得以长久维系的力量，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背叛旧主的武士也不在少数。以赖朝的忠臣闻名的畠山重忠，最初是平家的家臣，为讨伐赖朝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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