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大法学院院长、教务长。

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

他当官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元老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因而受到蒋的器重。

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之职，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

蒋不允。

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

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

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

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杨端六一边在武大执教，一边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

1956年又加入“民革“。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

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

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两年。

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

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袁昌英有一儿一女。

长女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

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烙进年轻人的意识。

杨弘远终于作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以示决裂。

两年后袁昌英摘帽了，杨端六的专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姐姐杨静远的劝说下，杨弘远搬回与父母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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