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

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

但生活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重、烦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

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长期闲散在家。

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

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

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

而“小爱人“李唯建却乘庐隐外出打麻雀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担心李唯建出事，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

天妒英才。

1934年5月13日，庐隐分娩时难产。

为了省钱，他们没上医院，请民间的接生婆。

庐隐子宫被接生婆划破，一摊鲜血，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庐隐在转往大华医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了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庐隐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她3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

庐隐离世，李唯建悲痛欲绝，已不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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