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又得说回来，苏雪林自己也曾批评过胡适的演讲《中国之传说与将来》，认为“惟对于西洋文化推尊太过，对于自己文化抑贬过甚，是其缺点。“（）在评选“中研院“院士问题上，她不言胡适秉公行事，对胡适对自己的“成见“多有抱怨，“可惜者，胡适之先生坚抱林乃一区区女人，不配做学问之成见，于林著作并不细阅，便当头一闷棍。“（致王雪艇信）凡此种种在1961年8月上、中旬日记的字里行间有所流露，并写信给胡适，且出言流露不逊。

不过，一周后苏雪林又写信请胡适宽恕自己的冒犯，自责信中的不逊之词是“恃宠而骄“。醉于八行书“失物每从无意得，怀人恰好有书来。“用袁枚的这两句诗形容暮年的苏雪林再贴切不过。

第44节：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4)

人老健忘，多疑，常人如此，苏雪林尤甚。

某日，她要寄钱接济亲友，找存折便寻不着，结果在某书中翻出一叠大钞来，犹如得了一笔外快，兴奋不已；本疑存折为人所窃，却又在抽屉中发现，自己玩了场骑驴找驴的游戏。

继而又深深自责，冤枉了好人。

在400万言的苏氏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信“。六七十岁时苏雪林日记中常有“还信债“或“一天的光阴又在写信中度过“，或“今日为写信最多之日“的记录。

94岁则曰：“余现别无所乐，惟得知音者之信，及自己有文字刊于报章，乃稍稍开心耳。“（）苏雪林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且看“今日为余烧信日“记载：“昨日烧信纸未尽，又到后院烧之。

下午睡起，看报二份毕，续烧废纸，三四年来积信上千封，连一些被白蚁蚀之杂物皆付一炬，足足烧到晚餐时候。“（）她接友人信，每信必复；而人复她者，唯只半数耳。

由此估算，苏雪林毕生写信不下2万封。

由于她勤于写信，邮资成为一笔不小的负担。

“于今每个月邮费及信封、信纸不知用多少，以往十元邮票可用数月，今则半月耳。“（）为节省邮资，她煞费苦心，到文具店买便宜的航空笺（明信片，下同），用广告商扔在信箱的广告糊信封，用饭馆的餐巾纸做信笺。

80岁时偶然发现一叠旧得打皱的信笺，将其“熨了一下，此信纸乃余二十年前自法携归，或二十余年前台北所购，早已微黄而皱，幸熨后尚可用。“50年代末台湾减邮资后，她十分高兴：“我可以写薄信纸四张，而不用航空信笺，殊方便也。“后来，台邮政当局作废一批旧邮票，她为此牢骚不已。

70年代台湾邮局可定做一种橡皮章，用此章邮资可八折优待，她定了一枚，“定做此物以来，今始用之，若居心不贪，发出三四十封信皆加此章，则回信不致如此冷落。“（）求信若渴，谅是想广种多收罢。

某次，让女佣到邮局挂号寄两本书到九龙，一过秤，要250元，她嫌太贵，让女佣将挂号两字刮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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