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沈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1949年10月28日日记，《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数月后，沈老的孙子又携书往潘宅商讨旁听事。

“……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至余或因此而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11月9日日记，同上）其实潘光旦当时已不在其位，大可一推了之，但他为坚决维护清华的制度，积极地说服当事人，不怕得罪人。

他是一位刚正不阿，不识“时务“者！潘光旦以嗜书如命而闻世。

在清华图书馆长任上，病退的高女士将自己收藏的一大批历代妇女著作送他。

他不据为己有，连同自己的这方面藏书一并捐了。

作为教师的潘光旦，他热爱学生。

他喜欢演讲，还爱和学生互动，使学生有如沐春风的喜悦。

不但在课堂上与学生交流，学生还可以自由地到他家去讨教。

大事小事“他总是诚恳地替你解答。“学生说“潘先生的为人也同他的圆圆的脸一样的和蔼可亲“。对待学生运动，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虽然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但不得不考虑学校当局负有保证学生安全与读书之责，深恐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惨案。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时，他与校长梅贻琦联手，一面与军政当局周旋，一面劝阻学生“稍安毋躁“。当时有人传谣，说潘光旦向宪警提供学生名单，以致有学生围攻他，有人抢走他的双拐，让他“独立“。校长梅贻琦站出来，向同学做了解释。

当事人钱伟长的回忆最为可信：“他做教务长，每次我们都找他面谈。

他很能讲道理，潘先生有这个特点，总能讲一套道理。

道理讲完了学生不满，我也很不满。

可是完了以后他总把我留下，因为我属于研究生，是留下的，偷偷地告诉我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

第53节：潘光旦的人文情怀(3)

’他是这样一种态度，做缓冲的人，保护青年的人。

他说：‘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

’老是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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