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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是周汝昌去看望被释放的父亲。因为周幼章被放后不敢回家，在天津市内某处栖身。周汝昌得到消息，与一个姓孙的姨表兄和另一个姓李的“三大爷“（ 在周家兴盛时当过“书童“ ）一起结伴去市内看望。当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一班小轮渡，当地习惯叫“小火轮儿“，每天早晨从咸水沽东头的关帝庙开航，走海河直接抵达金汤桥侧。周汝昌一行三人坐船前往。周汝昌后来回忆说：“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村树如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

谁知乐极生悲，船刚行到四里外的沽河湾一带，一声枪响，小火轮被迫停船，上来几个持枪的土匪，把所有男乘客全赶下船劫作秧子，编成双行纵队，小快步慢跑“急行军“，往东南方向驱赶。周汝昌是年轻的中学生，腿脚快捷轻便，跑起来不费力。那些年纪大的商人百姓，可就跑得气喘吁吁了。跑不了多久，听见背后一声枪响，原来是一个姓韩的医生，因为患有支气管炎跑不动，落到队伍后面，土匪以为他想逃脱报警，就把他给毙了。

跑到土匪的“安全地带“，匪徒停下来询问了解秧子的情况，那些没有油水可榨的小商人等就被释放了。周汝昌乘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周幼章之子，孙、李二人不过是同行，要他们无用，应该释放。土匪听说，以为这下子奇货可居，真把孙、李两人给放了。

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又到一荒凉处，再次休息，已经有某军警追赶剿捕之声，就在屋外经过。但我们被禁在黑室，大声不许出，紧张万分！可惜，追剿者没能发现此屋内大有‘文章’，过去了。匪人这才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抱着的希望（ 被发现救回 ），却破灭了。……唯我这个特殊的‘重点秧子’，继续南行，因为小队干的这笔‘生意’，总头目闻知大喜，就命令单把我送进大本营——子里去。我至今感谢他们赐我这个难得的‘旅游’机缘福分。与其说是押送，不如说是护送。一直往南，也不知走了多远，纵目皆是不毛之地，偶有小块浅水，满地盐卤白痕，光景奇特。最后，终于来到一片大‘湖’之边岸，这就是子了。坐上小船，被‘推’送到里寨，那儿有带枪的等着。这里有绿树了，有房舍了，我不知忌讳地张目玩赏。他们领我进入一间最深层的秘室——进去一看，吓了一跳：咸水沽的人！他们蜷坐于一炕上，都是上回被‘杂牌’软禁驱赶‘裹’到这儿来的。他们忽见我至，又惊又‘喜’，因为家父刚刚从那儿出来，我就‘鬼使神差’地来‘填空’了？万万想不到！“

这些先被关押的人，周汝昌记忆所及，有振华纸板厂姓李的厂长，一个当铺的山西籍的高级职员，还有两个有钱的财主忘了姓名，其中一个是当时咸水沽地区的公安局长。过了不久，李厂长和那个财主被赎回去了，剩下公安局长和当铺的山西人。

周汝昌在匪窝中，先有一个中级头目前来“看望“，态度和蔼，表现得好像是老朋友一样给予“照应“。周汝昌也天真地睁大眼睛正视，有点“无知所以无畏“的劲头。后来同被羁押的乡人告诫，以后千万不可再对视匪徒，只能低眉顺眼，因为对方忌讳被记住面容。大概因为年龄小，有来头，周汝昌开始被羁押时颇受优待，没有捆绑手，也没有蒙眼睛。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一天晚上，匪徒首领李大成的弟弟“二寨主“吃饱了饭来“查秧子“，知道周汝昌是周幼章的儿子，就勃然大怒，用木棒抽打周汝昌的腿，并责问看守的人为什么不蒙眼。原来匪帮所属的一只船在外面被军警发觉，蒙了损失，受了惊吓，匪徒怀疑是周幼章在外面“使坏“，所以就报复他儿子。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好像当时就有一个二级头目人劝解方罢。我从此像上磨的驴子一样，眼蒙得严严的。这时，方显那位山西同难者的仁心德意，他顷刻不离地照顾我，必须行动时，让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他缓步而行。他从不讲话。“

隔了些时日，才被去掉眼罩单独关押。可能真应了“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古话，这个单独看守周汝昌的人却一脸良民气色，对周汝昌很照顾关照，偶然有匪徒前来戏弄或找茬欺辱，他都出头保护，把来人赶走，夜里陪着周汝昌在一个单间炕上和衣而卧。这个人在周汝昌的记忆里，是身材不高而壮实，穿一身蓝布裤褂，腰间一把“盒子枪“，面貌气质，淳朴实诚，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极少说话，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周汝昌感觉到，这个人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敬佩的感情。

忽然有一夜，周汝昌被从梦中推醒，那位看守人说：“起来，有人接你来了，可以回去了。“态度仍然安详稳重。揉着惺忪迷蒙睡眼的少年，动作机械地跟着看守来到水边，还是那小船，上边已经有人在等候，上了船，有健壮的汉子蹚着齐腰的水，把船推出了子。周汝昌向一直陪伴自己的看守深深致谢，那个人回答说：“你出去了，给我买一个金表就行。“周汝昌问怎么捎给你呢，那个人说：“你提号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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