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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毛淑仁的“洞房花烛“，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

天津沽上的婚姻礼仪，新娘子大都是要坐轿的。津沽人有句俏皮话：“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坐两次轿，那就是“后婚“了。当然也有坐马车的，但最庄重的，还是坐轿。当时咸水沽以租赁花轿为业的有好几家，其中最漂亮、最齐全的是范家的花轿。范家的花轿，规制大，看起来气派华贵。金色的轿顶闪闪发光，轿围子则是红色彩绣的，还垂着穗头，挂着珠子。座轿两边有两根长长的红轿杠，抬轿时在轿杠四头拴上四根红色横杠，由八个轿夫抬起，即所谓“八抬大轿“。大轿里面是方形的小轿，名叫“轿心子“。“轿心子“里边放上凳子，供押轿的童子和新娘乘坐。范家花轿还准备有金瓜、月斧、朝天凳等所谓“半副銮驾“，凤冠霞帔，灯笼亮子，等等一应俱全，一切按照皇姑出嫁的打扮和仪仗。虽然到了民国，皇帝家的豪华还是人们心向往之的。

沽上的结婚习俗，有直娶和旧娶两种。直娶就是当天把新娘接过来拜堂成亲，而在此前已经过完女方的嫁妆了。旧娶则因为娘家远，要就近打下处，三天前就把新娘接过来。这三天内，闹喜，逗新媳妇，十分热闹。三天前的新娘在娘家一般就只吃栗子鸡蛋，据说吃了栗子鸡蛋人不感到饿，同时很少结大便，这样新娘在三天内都很少上厕所，避免了老上厕所的尴尬。

结婚那天，新郎家租赁的花轿出发前要找一个小童男押轿，据说可以避邪气。童男在上轿前还要拿一面镜子，在花轿里照一照，这是为了驱逐轿里可能藏着的狐妖花邪柳怪。新娘的轿子抬到婆家门口停下来，这叫压压性子。从门口到拜天地的堂屋，院路铺红毡地毯，因为要“脚不沾尘“。

抬轿的要把大轿内的小方轿抬到院内，这叫“掐轿心子“。新娘蒙着盖头，由陪房——娘家带来的陪伴新娘的女人，《 红楼梦 》里的太太、奶奶每人都有好几家陪房，如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和婆家的嫂子搀着，下小方轿进入堂屋拜天地。新娘下轿时，新郎还要用戏曲中道具一般的弓箭朝着新娘射一下，据说是为震慑邪祟，也为了煞一下新娘的威风。

新郎和新娘在堂屋拜天地，司仪高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进入洞房“。夫妻入洞房后并排而坐，叫坐帐。这时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身披大红绸的新郎，手持一支秤杆给新娘挑去盖头，口里还要说：“秤杆秤砣本姓刘，我给新人挑盖头。“周汝昌晚年在一个《 百年婚恋 》的电视节目里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我早就认识新娘子，两家就住一条街，轿子只抬着在街上象征性地转了一圈，揭盖头也纯粹是仪式，并不是揭开盖头我才知道她是不是个大美人。这当然不是“旧娶“而是“直娶“了。笔者这里的描述是根据《 古镇稗史 》的记载，书中也说：“这是当年咸水沽镇结婚的大概习俗。镇东、镇西、围子里、围子外多少有些差别，一个地方一个样嘛。“

周汝昌与毛淑仁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两人从此携手走过一生，育有两子三女，夫妻白头到老。毛淑仁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操持家务，养育子女，1952年随周汝昌去四川，曾是成都市妇联的积极分子，回到北京，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装订工厂工作过，是一个气质外向颇为能干的天津女子，并不是柔弱类型。周汝昌一生痴迷于读书做学问，基本上不管家务事，挣了钱也交给妻子掌管，柴米油盐的日常生计安排和管教子女的事都是毛淑仁主持筹办。当日离科举时代尚未行远，男子结婚洞房花烛，又称“小登科“，“大登科“那当然是指考取进士、状元，蟾宫折桂了。这就是旧时男子一生的两件最大的喜事，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周汝昌刚以头名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西语系，又喜结良缘，倒是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两句俗语了。

题记听母亲讲《 红楼梦》（1）

一直还没有细表周汝昌的母亲。母亲叫李彩凤，生于清光绪三年（ 1877 ）农历四月初九，是距咸水沽不远的北羊码头人，家里是当地养船的大户，颇为富有。她的父亲也是勤劳奋斗而发家致富，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家务活，包括针线活计和下厨烹饪一概不会。但她赋性聪明伶俐，性情和蔼而让人疼爱，到了老年，更显得慈眉善目，大家甚至开玩笑说她是不是如来佛托生的——因为传说四月初八是如来佛的生日，与李彩凤的生日只差一天。她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芳龄二十岁时嫁到周家，娘家的财产在父亲去世后就归了父亲的一个侄子，不过周家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娘家对她仍然十分尊敬，每次回娘家都被当作贵客款待。

李彩凤虽然是富家的独生女，但没赶上有女子学校的时代，未能接受正式教育。不过，她年幼时听到堂兄弟们的朗朗读书声，打心眼里深深羡慕，常常偷听他们念书，模仿他们朗诵诗圣杜甫五言律诗的声调——那种北方口音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一番发愤自修，最后竟也学到能看懂一般的小说、唱本，还能学着唱戏台上的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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