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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机构，天津人谐音叫“劫收“。这个“津海关“招收了新员工，却不按原规定发满薪，每月扣钱。此时的钱已经变得十分“毛“，政府今天发行“法币“，明天又发行“关金券“，名目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因为每一改“新币“，老百姓就得把几十、几百的旧币换成“新“的一元钱，遭受巨大损失。“津海关“扣薪不全发，让这些小职员更是雪上加霜。员工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

这时，周汝昌与商文藻这两位考试录取的“榜眼“和“状元“，就起草申诉信，向上海的总税司丁贵堂申诉，要求命令“津海关“履行招聘时的条件。申诉信中英文一式两份，由周汝昌起草，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但其他同事却都不敢参与或协助出力。而且还有一个姓魏的装作同情，打听了情况后就向上司“打小报告“。

结果是，“津海关“的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到大厅开会“训话“，打官腔，企图将这些人威吓一番了事。一二十个员工代表都鸦雀无声，不敢抗争，害怕丢了饭碗。周汝昌又站出来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把税务司长说得张口结舌，只好由一个手下人说了几句门面话下台阶。

但没过几天，周汝昌的办公桌就被“调动“到一个后面的冷落大屋子，再无事可做。不久就宣布“接收“事务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少，“助理员“要分批裁减了。不用说，第一批被裁退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汝昌。而没有被裁减留下继续工作的职员却被加补了薪水。

题记重返燕园（1）

被“津海关“裁退，对周汝昌来说，其实是一件人生幸事。因为如果就这样长期干下去，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了，大概仍然会成为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但那情况可就迥然有异。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因为一时失算，中途从大学退学，就业谋生，从此就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虽然后来也在红学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到底与专业学者有区别了。

辞职回家，就想到向燕京大学申请复学。但校方回复说，你提出申请的时间太晚，已经过了旧生回校续读的规定期限，要上学，必须按插班生对待重新考试。周汝昌最不怕的就是考试，而且阅卷子的其实是周汝昌已经留校担任教职的原来的同学。1947年的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如火如荼之时，周汝昌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这次入学，原文学院长周学章已经作古，周汝昌是通过周学章的夫人许淑文联系返校的。办完手续后见时任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先生，呈上了各种单据、选修课表由院长签字确认，才算正式入学。梅贻宝看了周汝昌的申请书，很欣赏其表述文笔，对助手张光裕夸奖说：“这是个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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