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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胡适确是仁人君子，对后学态度真诚，热情地予以可能的一切帮助。他不仅借出了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又把《 四松堂集 》和戚蓼生序本《 石头记 》也毫不吝惜地借出，并且替周汝昌改削文章，提出忠告，提供藏书信息，介绍孙楷第等专家，甚至在信中说：“那天你要赶车回去，我很明白，你的身体不强健，我一见便知。……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衷情挚语，让人感动。

八、但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胡适止于一般性的鼓励，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震撼。尽管他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巨大差异，以及曹雪芹原本被程高本所淆乱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胡适远没有周汝昌感受深切和认识深刻。

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对胡适和周汝昌通信论学这段时间的“时代政治背景“略作鸟瞰，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和周汝昌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

从胡适给周汝昌写第一封信的1947年底（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 ），到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12月周汝昌把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送还胡宅止，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终于使国民党逃往台湾。而胡适和周汝昌所在的北平，则是傅作义统帅的国民党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围困城内，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占领天津。1月31日，傅作义所部二十五个师约二十五万人离开北平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初入燕园足风流与胡适的“一面缘“（3）

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胡适作为一个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个人都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大学校长，当然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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