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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借出的三种古籍珍本对周汝昌立志从事红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周汝昌回忆说：1948年暑假，带着世人未见的奇书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回天津老家，四哥祜昌一见，惊呆了！“原来雪芹的《 红楼 》真面本相是这样的，而被程、高篡改歪曲得多么厉害，太可悲愤了！“从此，两人发下大愿要为芹书恢复本来面目。并且很快，周汝昌就和其四兄周祜昌开始投入了实际的研究写作。在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六月四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半年来都在致力于搜集曹家身世的文献资料，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起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地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 红楼梦 》。在九月十一日给胡适的信中则说到两月之间一力写《 红楼家世 》，完成了大部。这其实就是后来《〈 红楼梦 〉新证 》的雏形。

但胡适与周汝昌对《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认知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一开始就存在，到后来也没有取得共识，实际上越往后分歧越严重。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胡适曾一度赞同周汝昌提出的卒年癸未说，但后来又倒退回原来的观点，主张壬午说。生年则周汝昌主张雍正二年，胡适主张康熙五十六年。

不过生卒年的不同意见还只是一个考证的具体问题。更关键的问题，则是涉及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文本文学价值的认知和评价。周汝昌兄弟一见脂批本就对程高本于原著的篡改感到极大震撼，胡适则一直缺少真切的感受。他虽然赞同周汝昌提出的需要搞出一个广集校勘的本子的意见，但只是从校勘学这一角度出发的，并没有深入到对两种文本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文本方面。

周汝昌说：“胡先生对我写定一部真本芹书的意愿虽表赞成，但在评价程、高伪本上，在雪芹生卒年的考订上，却都与我发生了争议。我们之间的那种‘忘年’也‘忘位’之交虽然绝不可夸大说成是什么‘不欢而散’，终究宣告了彼此见解间的差距是无法苟同与迁就的了。“（《 我与胡适先生 》）

初入燕园足风流与胡适的“一面缘“（7）

甲戌本《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在胡适处已经多年，但胡适却始终没有对曹雪芹原著被程高本所篡乱的问题有所感受，更欠缺深入思考。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汪原放新式标点本，胡适作序，底本取的是程乙本，即高鹗和程伟元1792年第二次修订过的本子，对曹雪芹原著的篡改是最严重的。此后这个本子成了广为流行的大众读本。到1948年，已经是二十七年的漫长时光。周汝昌向胡适提出，不应该再替程乙本作宣传流布，胡适却不予接受，辩解说我并不是赞许程乙本，只是“校勘的性质“。

周汝昌在《 我与胡适先生 》中说：

我见胡先生这一点上确乎是不实事求是了，确有强辩之嫌了——因为他的序文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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