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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分子的抚慰政策持续时间很短。1951年，党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从生物学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领域，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他们大多数人是曾经受其熏陶的——的轨道转变到苏联的理论和学术思想的轨道去。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清除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要求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对电影《 武训传 》的批判中，部分地表现了这种努力。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位19世纪的教育家如何从沿街乞讨开始，最终成为地主，并把钱用于开办学校的过程。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
在批判武训的同时，丁玲领导下的文学界也进行整风。丁玲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权威性杂志《 文艺报 》的编辑，名声显赫，在文艺界能与周扬匹敌。1952年，她成为一个很引人注目的文学杂志《 人民文学 》的一位主编，而她的密友冯雪峰则接替了她原先的职务，担任《 文艺报 》的编辑。这样，丁玲实际上就控制了中国两个最有影响的杂志。
然而，丁玲的行为代表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建国初期的那种自相矛盾的本性。她在精力充沛地执行党的命令时，既怀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又对党抱有真诚的热情。与此同时，她又试图保持“五四“时期的独立精神和职业准则。丁玲一方面在作家中领导整风运动，但同时又敦促作家从自己的感受中寻找创作灵感，而不要根据别人的命令去创作：“我并不反对我们现有的创作组这一类组织，但……作家并不像孩子那样离不开保姆，而要独立生长。“
50年代初的这些运动要比批判王实味和萧军的运动温和得多。这些运动的目标是针对潜在的颠覆思想，而不是要清除一切公开表露的批评意见。党也没有准备用以前运动的那种办法来推动思想意识的统一。虽然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改变西方自由主义倾向，但党还是希望能团结他们。而且党首先注意的是健全对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知识分子的领导。党允许自然科学家享有较大的自由，因为他们的工作深奥难懂，理论性强，党的领导人承认懂得不多。党不轻易干预科学工作，还因为党知道科学技术对于党的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大多数科学家受到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比较晚，比较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同样，在相对宽松的时期，科学家较早地较明显地感到宽松的影响，但宽松与思想改造一样，影响着所有学科。党无法把科学家从其他知识分子群中分离出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同沉浮，共命运，尽管有先后之别。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三十而立（6）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了解当日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之周汝昌的基本思想状态。他是一个从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对现实的政治演变多少有些是被动地接受，不一定有十分积极参与的热情，其全部心灵都投入到了对人类创造的精英文化和学术的研索追寻中去。用后来的术语说，周汝昌至少是一个不太热衷现实政治的“白专“典型，而其所“专“的对象又不是“自然科学“，而属于“艺术界和人文科学界“。他不可能不感受到外在政治思想氛围的压力，他在自己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开头就强调“材料考证“性质，应该说多少有一些下意识的规避动机。
但不能将这种政治化动因作“过度阐释“。周汝昌在序言中引用列宁（ 1870—1924 ）评价托尔斯泰的话，说“列宁的科学的历史唯物论法则在文学批评上的正确应用，却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然有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但这也的确是周汝昌的本真认识，即认为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和《 红楼梦 》的版本作“材料考证“就是“历史唯物论法则“的体现。
从基本内容来说，《〈 红楼梦 〉新证 》的确是以材料考证作为主体的。但“写在卷首“那开头的“一句一段“后面紧接着的第二段，作者就十分明确地表示：“材料不过是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取资的东西；考证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二者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因此，在阅读有关《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材料考证时，我们便不能忘掉我们的出发点，即为了上文所谓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为了这部小说和这位作家的批判与评价工作。“
“材料考证“是为了对“作家的批判与评价“——说白了也就是首先要揭示《 红楼梦 》的创作背景，进而才能了解其艺术蕴涵，才能对曹雪芹的“思想“作分析和评价。特别强调“思想“，这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特色，应该说对《 红楼梦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也是恰好切中了要害的。此前的红学研究，无论索隐派、评点派还是考证派，在思想研究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红楼梦 》的思想研究，正是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红楼梦 》又有它的特殊个性，即“思想“只有通过“考证“才能真正发掘出来。只是贴一些“革命斗争“和“马列主义“的标签是不行的。胡适和俞平伯对《 红楼梦 》的“思想“可以说认识非常肤浅，后来的“革命派“红学则缺乏考证的学术基础，因而流于“贴标签“。只有《〈 红楼梦 〉新证 》同时具有了“考证“和“思想“两方面的素质，真正地贴近了作者和文本的实际，可谓兀然挺出，高标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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