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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5日，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收到了出版社邮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样书。周汝昌在川大接到邮局的通知，坐洋车到暑袜街的邮政总局取出一大包书，再由原车拉回学校宿舍。周汝昌感到巨大的快乐和欣慰。数年的心血凝聚终于体现为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重著作，放在了自己的书案上。抚摸，翻阅，重读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同样的文句，好像一旦变成了铅字，就和自己写在稿纸上感觉有些不同。

周汝昌这一年三十五周岁，虽然已经儿女成群，其实从性情感情上说，还有些“大孩子“的影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出望外，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了光明的想象和美好的幻想……连走起路来也有点昂首挺胸，脚步如飞的样子。毛淑仁虽然不像丈夫那样激动，不用说也是兴致勃勃满脸喜色的。孩子们不太懂，但看到父母格外高兴，自然也跟着高兴起来，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知道父亲出版了书，是一件家庭的大事情。

不久，这本红学著作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各方面的“反馈“也接踵而来。

上海长风书店门前，为了抢购《〈 红楼梦 〉新证 》，读者排起了长队。不久书就脱销了，出版社连忙加印，在三个月内一连出了三版。笔者此刻使用的工作本在版权页上就印着：1953年9月初版，0001—5000；1953年12月三版，17000。来到上海的原华西大学的闻在宥教授给周汝昌去信通报消息说，上海的大牌学者张元济（ 1867—1959，即张菊生 ）、顾廷龙（ 1904 —1998 ）等都在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不久，周汝昌收到张菊生的儿媳代笔来函，向周汝昌询问阅读中的个别问题。周汝昌当然热情而又恭敬地回信答复。顾廷龙本来已经病瘫，写字困难，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敬重，这一次居然亲笔复信，但手颤笔抖，周汝昌辨认来信上的字迹真费了老劲。

在北京、天津各高校工作的昔日同窗和学友，也纷纷给周汝昌寄来“飞鸿“，报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轰动景象，说“文代会“上代表们纷纷传阅《〈 红楼梦 〉新证 》，几乎“人手一册“。并说已经有消息流传，中央的某文化学术机构要调你来京……

当时正召开文代会，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尚未改名为北京的北平召开的，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强调繁荣创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也就是创造新时代新的“典型“，这与《 红楼梦 》这种描写清代贵族的古典小说，与《〈 红楼梦 〉新证 》中所研究的曹宣、李煦，以及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等，将会有怎样的“张力“和悖论呢？《 红楼梦 》研究，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将有怎样的位置呢？当文代会的代表们一边开会，一边热读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时，大概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似乎有点不着边际的问题。但只要再过几个月，全国的文化界，就都将身不由己地席卷进一场以《 红楼梦 》研究为中心内容的大风暴之中。

眼下在成都，还是一片欢腾雀跃。周汝昌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去查书，图书馆的馆长热烈地告诉他说：“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还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十“、“四“难以分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交叉比划了一个十叉形状。

碰到一个不太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对方忽然对周汝昌说：“老周，你可害苦了我了！“周汝昌听了有点莫名其妙，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对方才说：“我前些天患了重感冒，正难受难挨，谁想你的大著忽然买来了，我这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来，第二天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天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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