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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红楼梦 〉新证 》比《〈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更具有体系性、全局性，更宏观也更细密，不仅资料更丰富，而且论述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论色彩，对曹雪芹的思想灵魂，对《 红楼梦 》的精神内涵，有着远为自觉和深刻的关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在《 新证 》问世前，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会长期停滞不前，就可以明白其间的“理路“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各占一个偏锋，却缺乏考证、义理、艺术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性的整合，特别是缺少了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的贴近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内在的活力和动力，红学在他们手里，已经“提不起来“，已经逐渐“失了势头“。把这一颓势从根本上扭转了的，使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的（ 不同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 ），是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这也就是何以周汝昌要标榜自己开创了新中国的“新红学“。

同时，后来的红学发展史也表明，此后数十年在红学界发生争论而热火朝天的各种学术问题，考证方面的曹雪芹生卒年问题，曹家的家世祖籍问题，大观园的原型问题，两种《 红楼梦 》的版本价值问题，脂批作者和批语的定位及评价问题，佚稿情节的探索问题，虽然是在胡适和俞平伯那里开的头，却是在周汝昌这里才真正完成了“深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引发了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

此后，真正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者（ 不是指意识形态的“批判“ ），他们的“对立面“瞄准的都是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而很少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观点和著作。而真正将《 红楼梦 》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和文化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引向本质深刻和“意识清醒“的，则是由“探佚学“正式形成后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而实现。追根溯源，也还是不能不提到《〈 红楼梦 〉新证 》，因为正如前面所引周汝昌评介缪钺赠诗中所云，这才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1）

《〈 红楼梦 〉新证 》让周汝昌暴得大名，还真引起了首都文化界领导的青目，要将这位青年才俊从外地调到北京。周汝昌是从北京出来的，在京城自然有一些故旧、朋友。北京的朋友不断来信，通报着有关的各种消息。

在成都的周汝昌接到友人传来的“内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文学研究所本来准备调入，但不知因何受到阻碍，已经“内消“……其中的复杂内幕今天当然已经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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