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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 红楼梦 〉新证 》：“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家庭制度之上，《 红楼梦 》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账，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的伟大，除上述者外，也在于他的超人的文学才能，万难比拟。“

对俞平伯说“《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毛泽东划了粗道打了大问号，周汝昌则针对俞平伯的这个观点说“这真使我异常‘震动’“。毛泽东和周汝昌的见解不谋而合，与俞平伯则扞格难入。

毛泽东对周汝昌要予以保护，对俞平伯则要坚决批判，这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不是洞若观火吗？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54年那场风暴刚刚生起的漩涡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任何人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这就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

袁水拍的《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在《 人民日报 》刊出后，从1952年2月开始兼任《 文艺报 》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就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整肃对象。由于那一小篇其实有点是“例行公事“的编者按，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大老爷“的大帽子，后来“接二连三，牵五挂四“（《 红楼梦 》第一回 ），又牵扯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中，于1957年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1976年含冤而死。

有了上面这些事实和论述作铺垫，我们对周汝昌在1954年及以后的某些遭遇就会有更生动的了解。在《 社长冯雪峰 》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有这样的回忆：

（和冯雪峰）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存亡——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 文艺报 》，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 红楼梦 》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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