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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的这篇文章在华东作家协会1954年12月编印的《〈 红楼梦 〉研究资料集刊 》中被收入，但在作家出版社1955年10月正式出版的《〈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则被摒弃。《〈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为什么对这一篇不予收录呢？可能还是和“上边“对周汝昌的“保护“态度有一定关系。

胡念贻（ 1924—1982，时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的《 评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 1954年12月号《 人民文学 》），是一篇更全面的批判“考证派“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来关于《 红楼梦 》的论著，出版了俞平伯先生的《〈 红楼梦 〉研究 》和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各报刊上还发表了一些俞平伯先生和吴恩裕先生等人的文章。这些著作和论文，在读者中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总的说来，它们不独不能使读者达到真正认识《 红楼梦 》的目的，反而引导读者走入错误的方向。“

后面正面展开的批判主要是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针对俞平伯，第二部分针对周汝昌，第三部分针对吴恩裕。对周汝昌的批评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 红楼梦 〉新证 》，第二部分批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

对《〈 红楼梦 〉新证 》，批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极力去考证《 红楼梦 》的贾家即曹雪芹自己的家世，《 红楼梦 》是曹雪芹的自传，竭尽附会穿凿之能事，是胡适所提倡的新索隐派的一个高峰“，“一言以蔽之，就是牵强附会。小说中人物的形象，照他那样考证下去，结果就只有被破坏了“。

对《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则批评周汝昌用鲁迅的话为自己辩护：“意思是说：‘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这说明周汝昌先生还是不承认‘写实’‘自叙’的错误的，只是大家反对他，只好勉强说是错误罢了。所以遇到这个关头，他还是要引鲁迅先生的话来做挡箭牌。“另外就是批评周汝昌用“社会政治意义“来为自己辩护：“这好像把‘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的基础’了解为作家个人家庭的经济情形，把社会政治背景只看作一小撮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活动和作者家庭的历史背景。这样，《 红楼梦 》就不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只是描写了暴露了自己的家庭。“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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