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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万里选集 》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此后也一直在同类型的著作中享有盛誉，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引言中，周汝昌也提到“先述堂师“（ 顾随 ）对自己的影响和讷兄（ 周祜昌 ）对自己的帮助——“但因健康关系，这工作始终进行不快。最后还是得到讷兄的大力帮忙，特别是他牺牲了两个暑期的休息，帮我收拾整理并补苴弥缝，才算勉强完成了“。而他的“三个孩子分担了抄录工作“——那是喜临、月苓和丽苓等三个年岁较大的儿女。

对燕京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许政扬① ，周汝昌更特别表示感谢：“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上，政扬兄始终是我的热心的‘顾问’，在病中仍然替我解答查考；他卧病不能到图书馆，至恳其夫人代为借书；他的淹贯精通，有问必复，使我又感激又佩服。对政扬，我的谢意是难以一言半语来宣喻的。“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同届研究生，而且那一届只招了他们两人，也就是说，周汝昌与许政扬彼此都是唯一的“难兄难弟“，自然交情深厚。周汝昌离开京城赴成都时，只有许政扬送行，帮助搬行李，还伤了手指头。二人后来曾合作撰写《 水浒传 》的繁简两种注解，共得118条，因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而中止。周汝昌曾向华西大学推荐许政扬前往任教，已经说妥，但后来院校合并，华大取消，也就不了了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许政扬文存 》，因遗存文稿不多，周汝昌将自己校订《 水浒传 》的一些成果都算在许政扬名下收入《 文存 》。

周汝昌和许政扬有共同的治学思致和理路，下面是两段周汝昌的回忆：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创造“了Redology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以写入《〈 红楼梦 〉新证 》。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纳’应该是aventrine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砚霓小集 》之《〈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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