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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本身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回潮“和“修正主义“的“猖獗“。何其芳本人也遭到攻击，所以在给周汝昌的信中告白自己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周汝昌不过是个书生，主张癸未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却被无形中卷入复杂的政治和人事纠葛中去。原来那时又发生了李希凡和何其芳关于《 红楼梦 》“典型说“和“共名说“的争论，李希凡批评何其芳的“共名说“是“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这种观点大概也被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所认可。

李希凡所在的单位《 人民日报 》与中宣部、文化部关系密切，这个系统的某些人，无形中与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了“两派“。批俞运动中，李希凡写文章“保护“过周汝昌，再加上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观点又与文学研究所的主流意见相对立，无形中周汝昌似乎也成了“李派“。周汝昌在《 何其芳 》中回顾自己的尴尬和苦恼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梦 》以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节要作为序言，何其芳与李希凡正发生争论，结果是：

李希凡同志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 红 》事，皆我之主张，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在“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出版说明“之类，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原注：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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