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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周汝昌和妻子一起上街，又在东安市场碰到了聂绀弩。正好是中午，聂绀弩就跟着周汝昌夫妇一起走。周汝昌看他好像要到自己家里“蹭“饭，但那时儿女众多的周汝昌简直一贫如洗，就回头问妻子家里可有菜肴，妻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聂绀弩听见了，就转身向北走了，口里说：“我去找张友鸾……“周汝昌后来著文回忆到这一段插曲，说：“他走了。我望着那踽踽凉凉的背影和步态，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愧怍——就是此刻重提此事，也觉脸红。“（《 砚霓小集 》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周汝昌家的经济状态一直十分窘迫，有一次周建临对笔者说，在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吃了半天，那盘菜还有很多。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书法，曾经从周汝昌处借过三本欧阳询的字帖。后来聂绀弩落难，又过了一些年获得释放，还不忘记托杨霁云把三本字帖还给周汝昌。周汝昌看看还回来的字帖，只有一本原拓《 九成宫醴泉铭 》是自己的旧物，其他两本是另买补赔的。

周汝昌在1949年以前就与钱锺书有过交往，应该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气。在1962年11月撰写的《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还特意引录了钱锺书《 谈艺录 》里的一段话，大加揄扬。

可是，在1958年，发生了一件让周汝昌追悔莫及的事情。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2）

当时在各种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名目，叫“拔白旗“。这是因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意思是一个人不仅要精通业务——专，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 红。凡是业务上很突出但对政治不太热衷感兴趣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白旗“，因为业务好，自然会在具体的工作单位里有威信，这样会影响那些业务不突出但政治上“红“的人掌权控制局面，所以要把那些“白旗““拔“掉，对他们展开批判，让他们威信扫地。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聂绀弩等懂业务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在，早已靠边的靠边，入狱的入狱，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新领导紧跟形势，展开了大批判“拔白旗“运动，“靶子“当然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出版过的书中去找。正如前面引用过的唐翼明的文章中所说，在人文社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注解选本中，以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水平最高，教条主义影响最少，社会影响最大，而钱锺书又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于是古典室的领导“决策“，就以这本书作为“白旗“的重点来“拔“，展开批判。“批判小组“正式成立，古典编辑室的人员当然都得参加，而且都要表态发言，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周汝昌当然也要发言批判，下面是周汝昌本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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