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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和饶孟侃的第一段因缘在成都。周汝昌从华西大学转入四川大学后，住在梅园小区中竹木搭成的棚屋内。有一天，有两位不速之客叩门来访，访者就是饶孟侃和他的弟子解毓葵，两人都是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师。这可能是同事之间联络感情的意思吧。解毓葵已经见过面，就当中间人向周汝昌介绍饶孟侃，也顺口提道：“他是徐志摩、闻一多的老友。“周汝昌一听，近乎本能地回应说：“那是新月派呀。“话刚出口，就有点后悔，因为当时已经在批判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果然，解毓葵脸上有些讪讪的，但饶孟侃则毫不介意，说：“我就是新月派。“态度坦荡，让周汝昌顿生敬意。

四川大学外文系教职员工开教研会，系主任赵澧领着大家去学校不远处的望江楼公园，在茶馆里一边品茶观竹，一边开会讨论。这种颇富诗意的开会方式让大家都感到愉快，周汝昌更是心情开朗，他平生最怕的是“坐办公室“。

这种“茶会“也还是要严肃讨论工作的，那时已经实行教师互相听课，然后彼此提意见。饶孟侃的英文水平很高，口语发音更胜过全系的人——因为四川本地人土音比较浓重，影响发音。不过周汝昌发现了他的一个小毛病，在讲课时用“you see“这个垫语用得太频繁，成了不自觉的语病。不过饶孟侃生于1902年，是老教师，年高望重，脾气耿直，别的教师大概有所顾忌，都没有提过。周汝昌总是一种直爽较真的癖性，就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而饶孟侃听着，手里作笔记，一点儿也没显出不愉快的神态。这让周汝昌对饶先生更加敬重。

第二段因缘在北京。饶孟侃于60年代初也从四川调回京城，到中央外交学院任教，隔了六七年，又和周汝昌故交重逢了。这时饶孟侃早已不再写新体诗，开始作律诗绝句古风等传统体裁诗歌了—— 新诗人到晚年都弃新拾旧，这好像成了“规律“。饶孟侃每有所作，就或寄或送，抄给周汝昌赏评。周汝昌记录下两首《 杜少陵先生颂 》，后来写入自己的小品文中。周汝昌还记得，有一次饶孟侃特意来告诉自己，说在一次诗会上，陈毅外长出席了，和饶孟侃亲切握手，敬称为“老诗人“，让饶孟侃十分高兴。

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饶孟侃邀请周汝昌一起去香山访寻曹雪芹的遗迹传说，时间大约在1963、1964那两年之间。

周汝昌虽治红学，但对不是专门搞红学的人，从来不主动往这个话题上引。没想到饶孟侃竟对曹雪芹也颇有兴趣，一天，他到周宅访谈，忽然说城西香山一带樱桃沟风景最为佳胜，估计当年曹雪芹可能在此地盘桓过。正巧当时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也涉及传说中“健锐营“是大兵营盘，附近可能是曹雪芹隐居之地，就在香山一带。这真是酒逢知己，两人立刻约好时间，选择了一个“新秋佳日“一同去登香山寻访雪芹遗迹。

两人赶个早，约好到城外再吃早饭。那时北京城还不像今天这样“人满为患“，坐车也还不懂什么叫“堵车“的苦恼。饶孟侃对这一带早已很熟悉，领着周汝昌进入一家早点铺，油条、烧饼、麻花、豆浆、甜食……丰盛而且干净。饶孟侃让周汝昌入座，自己跑前跑后，要了半桌子面食。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心喜胃口开，自己从来没有在野外吃得如此丰盛，如此可口，如此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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