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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虽然见过吴世昌先生，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交往，通过阅读吴先生的红学著作，以及听胡文彬先生的介绍，觉得吴先生似乎在性情上有点天真，在学术争鸣中也有点爱动感情，有些学术观点也似走偏锋。如他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关于甲戌本第一回的争论，以及认为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的等，就表现了这个特点。胡文彬先生说，吴世昌从英国归来，有钱，生活比较富余，他和周雷到吴家，吴世昌经常吩咐保姆多炒一个菜，留他们吃饭。而周汝昌则一直在国内，儿女太多，经济情况总是很紧张。

由于周汝昌研究红学在先，两人又是燕京大学同系校友，尽管在红学的学术观点上有不少差异，但吴世昌和周汝昌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这一次由于吴世昌把周汝昌拟补的诗认作曹雪芹的原作，并且发表了文章，周汝昌澄清后，吴世昌仍然一口咬定那首诗是曹雪芹原作，说周汝昌“连平仄也不懂“，根本不可能拟补出那首诗，是有意隐藏文物，其实心里明白，大为丢份，从此二人不再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见面也互相回避了。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两人其实都是书生本色，比较任情性而行事，不太懂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的矛盾发展。近读谢泳写的关于吴世昌的文章，知道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积极活动的学生领袖，与胡适来往也很密切，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谢泳认为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周汝昌由于年龄小没赶上，与胡适的交往是纯粹学术方面的，他更加远离政治——尽管由于研究《 红楼梦 》，又很奇特地牵扯进一些政治大背景之中。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1）

“文革“的结束有一个过程。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只是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开始正本清源，则要等到1979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前后，其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基本上也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步的。

比如对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表达了强烈的悲痛之情，其实是借以抒发对“文革“的反感和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对周汝昌来说，他在下干校时蒙“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则更有一份特别感恩的心意。因此，他写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

何处祠堂柏森森，鹂音草色最难吟。

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

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

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

这首诗用杜甫《 蜀相 》诗原韵，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应该说是十分妥恰的。“批周便是亡中国“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而来，说“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影射攻击周恩来，后来又抛出所谓“伍豪启事“档案，企图打倒周恩来，据说毛泽东在要批周的请示报告上批了“批周乱国“四个字。不管历史真相实际上如何，当时那也是人民抗争“文革“的一种表述方式。从“当时讵敢“和“此日宁偿“的词句看，这首诗似乎是写于“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1976年10月稍后，而不是在“四人帮“尚在位之时。周汝昌毕竟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又在文化部系统的敏感单位，历经运动沧桑，不可能要求他像当时的一些青年人那样在“四人帮“尚在位时就发出抗议。对当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事件，周汝昌并没有去广场观看，只是听到一点别人的传说而已。

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也有悼诗，题作《 9月10日晨出巷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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