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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5）

张爱玲还指出说：“《 红楼梦 》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学的是非通过“附骥“而得到了分辨和清理。对周汝昌这本书具体的评介就不必作了，还是摘录书封上咏叹张爱玲的一首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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