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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5)
张爱玲还指出说:“《 红楼梦 》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学的是非通过“附骥“而得到了分辨和清理。对周汝昌这本书具体的评介就不必作了,还是摘录书封上咏叹张爱玲的一首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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