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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缄又及

笔者之所以说这封信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3）

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

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

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

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

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

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

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

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

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

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

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

一

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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