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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这位J.B.格里德先生,在他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则干脆说:“胡适一直为他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所起的作用感到骄傲,而且比起他其他的种种努力来,这点也是尤应值得人们纪念的。“(第84页)
就是陈独秀,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一九四○年,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现在可以说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其主将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三个人。若有个区分的话,应当说,蔡元培是一位统帅,陈独秀和胡适两位是这位统帅帐下的两员主将。
说统帅未免虚幻。若论战功,这三个人都是主将。同是主将,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蔡元培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北京大学校长,没有他的到来,没有他对北大的改革,就不可能聚集起那么一大批优秀人才,也就不可能在两年后引发五四运动。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引进北大的,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才有他们后来的发展。陈独秀是舆论阵地的创建者,没有他办《新青年》,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就不可能起到开启民智、号召民众的作用。正是有了《新青年》,才有了胡适的参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肇其端的。胡适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这个方面军的当之无愧的主将。没有他率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总要迟上好多年,也不会有那么明确的指向性。
可以这样说,蔡元培是一位韬略深远,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将,陈独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将,而胡适则是一位勇于除旧布新,注重建设的主将。正是他们三人的积极配合,互相欣赏,各自发挥各自的最大的能力,这才造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初期那种生机蓬勃的浩大局面。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1)
胡适在写信。给陈独秀写信。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间,为的是晨报馆被烧的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先是《社会周刊》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接着《晨报副刊》发表了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正式引发了“苏俄仇友“的大辩论。其中张奚若的观点最为激烈。在下一篇文章《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中,张氏坦言:“我在这篇文章中不但要说苏俄是我们的敌人,并且还要说他是比帝国主义者更厉害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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