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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伤害，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成了有谁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了解自己思想的变化。少年时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遭际，如同一个难以驱散的魔魇，一直伴随着鲁迅的终生。只是不同时期，其内容有不同的变化。青年时期是婚姻的不幸，中年时期是与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的格，晚年则是与周扬等左派人士的龃龉。仿照前面的句式，这些事情均可变为他心中的长叹：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婚姻么，正在青春年华，满腹学问，却只能摊上这样的妻子……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时运么，正当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却遇上这么多留学英美归来的新派人物……

少年时所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是任何一个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既蒙其泽惠又受其局限的，只不过在鲁迅身上表现的更其突出罢了。其泽惠一为中国旧文人的耿介，一为良好的文字功底。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鲁迅身上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脉络，成年后可以接续他的整理古籍，比如辑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事集》等。这一影响，成为他狷介的个性的主干，也成为他判断人事的基准。加上他的文字的功底，又铸成他文章的风骨，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魏晋文章“。

以上两点，或深或浅，见智见仁，以往的研究者都有所阐述。现在我们要探究的是，作为一个清末的官派留学生，鲁迅在日本那些年，究竟获得哪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对他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有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时，正当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适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热“处于巅峰之际。在他留学的年代里，日本文学中尼采热逐渐减退，不久即迎来自然主义的全盛期。但是，作为一个清国的留学生，深知国事多艰，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还是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从另一面说，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东京时期和鲁迅最为亲近的周作人就说过：“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考虑到说这话，是在解放之后，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缩小了的民族主义。

伊藤虎丸在《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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