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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的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他们一天。也仅仅是这一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以致他回国后在范朋克的招待晚宴上，完全用中文与范氏家的华裔仆人交流，着实令人震惊。

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难捱的日子，一部《大独裁者》，他居然陆续看了六次，仍意犹未尽，又催促着两个儿子葆琛和绍武也去看。过后，他还耐心地分析场景，以使孩子们了解其中的政治含义。

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了正在此地的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

长期以来，梅兰芳除了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人，始终不忘他背负的责任，那就是拯救濒于衰落的京剧、提升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不断地创新赋予京剧新的内容，但他又从不丢弃传统，他很好地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看他的戏，人们看到的仍然是京剧，但却又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京剧，他的艺术功绩有目共睹。

与他的前辈艺人只将眼光聚于梨园只将精力放在自身的“玩意儿“上而疏于关注梨园之外的世界懒于结交圈外朋友不同，梅兰芳是最早与知识分子结交的京剧演员。当然，社会对戏曲艺人的轻视、戏曲艺人卑微的社会地位是梨园界艺人之所以难以跳出小圈子的主要原因。梅兰芳却以为，越是如此就越难摆脱处于社会底层的局面，追求平等是人的权利，而权利又不是天赋的，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于是，他大胆跳出框框挣脱枷索，主动结交方方面面人士。他以他谦逊的为人、温和含蓄的性格、不断的创新精神、大度而不计较的处事态度，日渐赢得友谊和尊重。但是尽管如此，有人在对他的称呼上仍然遵循旧例，如：“梅郎“、“小友“、“艺士“、“戏子“、“老板“等，听着实在不大顺耳。

在美国演出期间，梅兰芳从称呼上就感受到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不再随处都听到“梅郎“或“小友“之类的不雅称呼，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艺术家“、“罕见的风格大师“、“最杰出的演员“、“艺术使节“等等。他很渴望在自己的国度，也能受到如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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