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孙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徐血儿在1月26日的《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认为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直言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2月22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览了西湖名胜，登临南高峰，同行的还有南社诗人、他的老朋友陈去病。23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的欢迎会，他在演讲中着重提出建设问题，强调“责任心“，并区分国民的责任、政党的责任和党员的责任：
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间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建，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半岁，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两天后，也就是他从杭州返回上海当天，这篇演说词刊登在《民立报》上。3月2日，《民立报》又公开发表他的《登南高峰》诗，一句“我欲挽强弓“，将他当时的心态毕露无遗，可见他内心的坦荡。确实，根据民国的《临时约法》，由他组成责任内阁，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顶上有一个“骋望亭“，极目远眺，钱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镌刻着对联：“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诗句。在宋教仁之后很多年，“红军之父“朱德登南高峰时吟诵的就是这两句诗。这和宋教仁当时向往的境界完全不同。宋教仁生处转型之际，已摆脱古代的传统型人格，具备了万里无云的阳光性格，他对政治、对权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选择的是阳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内心才会那么坦然，他的灵魂才会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过合法的选举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更不可能仰仗铁与血的暴力。此前，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欢迎会上演讲时说得清楚：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此后，3月18日他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公宴会上演说时进一步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的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呼吸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如意算盘针锋相对。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关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民立报》主持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不涉及，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所钦服。了解他的挚友于右任在1912年如此评价：“如渔父者，才、学、识三者俱备，昔日为国南走粤而北走辽，无时或息。“称许他对国不可谓不忠。黄花岗起义前夕，他应黄兴之召奔赴香港，参与筹划。在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对他说：“以大义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则甚不愿君行也。“他回答：“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个头颅已矣！“两人在码头含泪而别。
宋教仁从来都不是畏缩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是最重视建设的。初到日本，他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6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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