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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