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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办其他委托事项。它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 “生活书店“的胚胎。 从离开圣约翰大学到 1931年 8月，韬奋走上社会已整整 10年。这 10 年当中，他始终没有摆脱 “政治清明“和“实业救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 是他爱国，有正义感；他不满现状，不畏强暴，他不谋私利，追求进步。1931 年9月，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九一八事变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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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周刊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 内的政治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国民党政府却奉行对外妥协投 降、对内坚持反共内战的反动方针。这一切大大激发了韬奋的爱国热忱，使 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真面目和反动本质，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 望所在。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韬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 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他的思想的转变过程，可以从《生 活》周刊中找出鲜明的痕迹。 1931年7月，日本军警开枪射击我国农民，旅朝侨胞惨遭屠杀。这就是 吉林 “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惨案“。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大难将临。韬奋在 《生活》上发表《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全民族的生死关头》等文章， 说这两个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先兆，决不能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号召全 国人民奋起反抗。 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日本关 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发动进攻。第二天，日军侵占了沈阳等20多座城市。 4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 此后各期 《生活》周刊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并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 周报。韬奋自己说： “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 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 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9月底，韬奋在 《生活》周刊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推荐著 名学者，共产党员胡愈之的访苏见闻一书。10月初，他们两人围绕“九一八“ 事变前后国内形势的问题长谈了一次。此后，胡愈之经常给 《生活》写国际 评论等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11月，日军攻占黑龙江。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 推动下，率部奋起抵抗。韬奋立即号召 《生活》周刊的读者捐款援助。他登 高一呼，群起响应，不到几天，慕捐的钱竟达12万余元，轰动全国！韬奋后 来回忆起当时群众踊跃捐款的盛况说： “其中有一位 ‘粤东女子’特捐所得 遗产2万5千元，亲交给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 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 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 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 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乎全体动员，收 款的收款，算帐的算帐，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赶早汇交前线的战 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 1932年1月9日，韬奋在《生活》上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 性质的周报，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对象“，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 标准，他还明确指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崩溃，为大多 数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成立。 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派高级军官胡宗南找韬奋谈话。在抗日问题和 《生 活》周刊主张的问题上，两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激烈辩论。胡宗南想迫使 韬奋和 《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韬奋严正表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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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胡宗南 要求韬奋拥护政府抗日，韬奋机智地回答： “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 哪一天起，只要 ‘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 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 《生活》周 刊便站不住，对于 ‘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两人话不投机，只好不欢而 散。 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第二天， 《生活》周刊两次刊发《紧急号外》，报告抗战消息。此后，《生活》在淞 沪抗战期间每天都发出一两次 《紧急号外》。第三天，，韬奋发表《痛告全 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动员起来，支持义军的爱国壮举。韬奋还写 了许多大声疾呼抗战的文章。《生活》周刊销量激增，达到15万5千份，创 造了当时中国杂志界发行量的新纪录。此外，他和 《生活》周刊的同事积极 参加战时后方服务。根据前方战士们的需要，他们征集各种急需用品，还开 办 “生活伤兵院“，为浴血抗日的负伤战士治疗。《生活》周刊深受上海人 民的信任，常常半夜三更还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前线消息。 韬奋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必须发表正确的言论和新闻来唤醒 民众。他感到 《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太长，难以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 的意见，于是就想办一份日报。3月底，他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 重远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准备创办 《生活日报》。他们在报上登广告，公开 招募股本，很快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几个月内，便征集到股金15万元 以上。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这个报纸登记。 韬奋等人被迫宣告停办，并将已收的股款附加利息全部退还股民。 7月初，韬奋在 《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无出路则 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义主义的这条路。“于是，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 韬奋本人和 《生活》周刊的迫害。7月，国民党当局以 “言论反动，毁谤党 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寄 《生活》周刊，甚至逮捕购阅 《生活》周刊的学 生。一些御用党棍和无耻文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对韬奋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这些压力，他坚定地表示： “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 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 “至多奉送一条生得不耐烦的命，有什么大不了 的事情！“ 鉴于 《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韬奋决定把刊物和出版机构分开， 于7月在福州路384号正式设立“生活书店“。它是在1930年9月成立的“书 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书店采用合作社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0月初，平津各报纷纷传言，有的说 《生活》周刊已被查封，有的说韬 奋已遭通缉，甚至还有人说韬奋还接到一些南京读者的来信，都是告诉他关 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将查封 《生活》周刊消息。他在平津的亲戚也打电报来问 他安危。一时间，乌云密布，浊浪排空，韬奋的处境极为险恶。韬奋预料《生 活》被封禁已是不可避免的。10月22日，他预先写好《与读者诸君告别》 一文，准备随时在最后一期上发表。 1932年 12月，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 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组织。 “同盟“的主要目的是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对青年的屠杀和非法拘 禁，以及争取言论集会的自由。因此，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暗杀了 “同盟“秘 书长杨杏佛，并把韬奋也列入 “黑名单“。韬奋无所畏惧，冒着危险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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