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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在金边的西哈努克处境已日趋难堪。朗诺离开之后，施里玛达便代理首相职务。他通知各大臣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禁止他们直接送任何文件给国家元首。一切文件都须首先送到首相办公室，先由他对文件进行审查挑选之后，再送国家元首。谁如果违反了这一指令，就将受到“严厉的处分“。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把西哈努克架空了。

在国家的大政方针方面，施里玛达改弦易辙，公开修改西哈努克的政策。他废除了国有化措施，放松了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结束了国家对酒、药等商品的生产垄断权，允许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进行经营活动。

对于施里玛达的倒行逆施西哈努克非常气愤。他最后决定用他的王牌——他在人民中的威望来扭转他的被动局面。于是他于12月21日举行了一次例行的、用以体现民意的国民大会。他要让人民代表在西哈努克和施里玛达之间进行选择，要他们对双方的政策做出裁决。他相信，他能够赢得人民。

为了破坏这次国民大会，朗诺的弟弟朗农上校让一些渗入金边卫戍部队的自由高棉分子混人代表中间进行捣乱。但是红色高棉却动员了他们的支持者，来捍卫西哈努克的政策。当大会投票表决的时候，反对施里玛达的倒退政策的意见控制了整个会场。自由高棉分子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也随大流投了西哈努克的票。表决结果是全体一致反对施里玛达的措施。

这次大会开过后几天，西哈努克就住进了医院。他够累的了。政治斗争把他拖垮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糖尿病、胆固醇过高、尿酸过多和肝功能减退，多种疾病折磨着他。住院后不久，即1970年1月7日，他便携夫人莫尼克以及包括宾努亲王在内的随行人员离开了柬埔寨，到法国进行他例行的治疗和休养。

为什么西哈努克在这政治斗争最关键时刻离开柬埔寨？最可能的答案是他还没有估计到，事情会严重到发动政变把他废黜的程度。当然，也有其他因素。这就是他本人在回忆录中说明的，即让施里玛达面对将要出现的烂摊子自作自受，自食其果。他写道：“就让施里玛达和他的支持者们放手去干，让他们看看通过废除我的政策，他们能把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得怎样，那对他们将会是一个有益的教训。我打算在接受治疗后到巴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政治性访问。在这些访问中我将寻求经济、财政和军事援助，回国后可以有力量作出新的努力，依靠我们自己的办法和我们的真正的朋友的帮助，对我们的经济进行整顿。我深信施里玛达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准会让见不得人的金钱交易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以致于这个国家将会很高兴地回到在独立初期所制定的路线卜来。“

1970年2月18日，朗诺回到了柬埔寨。这时，西哈努克正好在法国。这为他们的阴谋创造了方便条件。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策划。有时他们在朗诺或施里玛达的家里举行会议。为了避免西哈努克的秘密警察发现，有时则在行驶中的小汽车里举行秘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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