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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蒋介石准备将四川作为“复兴“根据地并企图创造“奇迹“之际，却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沉重打击。

一方面来自新华社的讯息是：8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与马鸿逵的主力部队，占领了兰州。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9月25日至26日，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与省主席包尔汉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更使蒋介石震惊的是：他的最大敌手毛泽东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听到上述消息，蒋介石“至为痛心“。更使他产生的最大顾虑是：中共政权建立之后，必定在苏联帮助下，建立海空军，到那时，国民党将“处境更艰“、“为势更劣“。因为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崩溃、大分化、大逃亡已成为这个政权运作的突出特征。尽管蒋介石整日穿梭于台北——广州——重庆和成都之间，仍阻挡不住如潮水般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及失败的大趋势。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惊慌失措的“国民政府“仓皇撤退至抗战时期的陪都——山城重庆办公。当“政府“机构立足未稳之际，忽闻重庆郊外炮声隆隆，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山城之下。11月29日，继广西桂林失守后，重庆又失，“国民政府“只得被迫迁往成都办公。“政府“办公人员始终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另一方面，蒋介石的替罪羔羊、桂系首领、“中华民国“的名义总统李宗仁，突于11月下旬宣布赴美就医，12月5日成行。李的不辞而别使蒋非常恼火，因为李走时并未声明辞职或引退，使蒋处在了十分尴尬的地位。

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败退至此的蒋氏父子住在中央军校内，自12月1日起连续召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王方舟、胡宗南等人，研究西南作战计划。由于刘文辉、邓锡侯、卢汉正在酝酿脱离国民党阵营，加之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党政军完全解体，西南防御计划始终未能出台。

12月7日，蒋介石再召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二人竟避不应召。蒋介石感到成都已危在旦夕，遂同张群、阎锡山商讨对策。对于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驻地问题，起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候机反攻。后又感到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决定将“中央机构“迁往台北，在西昌设大本营，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同时决定张群飞滇探明卢汉动向。

翌日，张群由滇飞抵成都，告蒋卢有异动迹向。蒋让张再次飞滇，安抚卢汉，以防不测。同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决议迁台办公。

12月10日，云南卢汉宣布起义，并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献给中共。此时，成都城内秩序已乱，蒋的侍卫人员发现蒋的住所周围有“可疑人物“出现，立即告蒋从后门走。蒋介石父子感到成都已成将要爆炸的火药库，再也无力回天，遂决定下午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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