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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可在长江沿岸和华南沿海特定地点驻扎舰艇部队，日本舰艇得在中国的港湾水域自由出入、停泊；

四、两国

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厦门和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满足日本国防上的需要“；

五、满足日本有关军事上必

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需的各种便利；

六、补偿日本国臣民“因事变所受的权利、权益的损害“等等。

按此

条约，中国将彻底沦为日本任意榨取勒索的殖民地。这是近代史上空前的卖国条约。

至于蒋介石“为敌国惜“，除有它一意孤

行必不得善报之意外，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钱永铭工作“的停止，在蒋看来也是日本的一大损失，可谓“惜“矣。

日本在

与汪精卫集团勾结的同时，也在谋求与蒋介石谋和。当所谓“桐工作“将近结束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通过“南满铁路株式会社“

的西文显与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取得联系。

由钱永铭的工作，拉来前铁道部财务司长张竟立及张的外甥盛沛东。

9月17日，西文显携同张、盛二人到日本与松冈洋右晤面。

张、盛二人向松冈洋右提出钱永铭的提议：

(一)国民政府统

一(重庆和南京合并)。

(二)日军全部撤退。

(三)日本与中国的统一政府订立防守同盟条约。

松冈洋右同意以钱永

铭提案为交涉基础。

10月下旬，开始由日方西文显、田尻爱义(驻香港总领事)、船洋辰一郎(伪上海特别市顾问)和中国方面的

钱永铭、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张竟立在香港进行交涉。

11月7日，中国方面提出：“日军全部撤兵和撤销对南京傀儡政

府的承认“两项条件。松冈洋右也表示承认。

11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中，突然决定以“极力削弱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

使之屈服“为目的而通过了一个《中国事变处理要纲》。

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联络会谈又做出蕴藻浜决定：

“对于因

和平工作而延迟承认的汪政权，即予承认。“

11月29日，国民政府本已电报通知：可以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前往日本。可得到

日本“两会议“的决定，便中止了“钱永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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