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事变过去了60年之后，随着各种档案资料的陆续被发掘出来，也许不必等张学良百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些过去不很清楚的问题了。当然，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是，张学良是怎样和中共建立秘密统战关系的。

2、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前的一段因缘

谈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人们通常习惯于从1936年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谈起。但是，早在几年前，曾任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编写组组长的张魁堂先生，根据保存在政协的《黎天才自述》中的说法，给我们讲了一段张学良如何通过这位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故事。

据张魁堂先生引述黎天才的话说，还在1929年东北易帜之后不久，张学良就邀请黎天才到东北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兼东北军讲武堂教官，以后负责机要情报工作。而黎天才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先后推荐了做过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秘书的潘文郁和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吴汝铭做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既然黎天才等三人都曾经是共产党人，因此，张学良自然也就或多或少地对共产主义的学说有了一些兴趣。据说，自1934年起，张学良在黎天才、潘文郁和吴汝铭的帮助下，就“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资本论》等，还要潘、黎经常给他讲解“，吴更是“专办随车讲课“。他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和武昌行营主任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每天乘车前往要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甚至到南京开会，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里，张也毫无顾忌地要他们给他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时过景迁几十年之后，黎天才这一回忆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是一个多少值得怀疑的问题。完全相信黎的说法，肯定张学良曾经“认真研读马列主义“，未免太过轻率了些。不过，张学良身边用过一些前中共领导人，他敬重这些人的知识，佩服他们的才干，并以此类推，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研究的兴趣，这于情于理应该是说得通的。

说黎天才、潘文郁、吴汝铭等曾经是共产党人，是因为他们此前都已经被捕变节，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张学良与他们的接触未必可以算做是与共产党的接触。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期中共的有关档案中，包括其在东北军的秘密党组织的报告中，都未见到黎天才等人曾经在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当中起过任何作用。唯一肯定黎天才、潘文郁与中共有过联系的，是当时曾任中共北方局特科成员的吴成方后来的一份回忆。据他说，中共北方局特科从搜集情报的角度考虑，曾经利用黎天才、潘文郁进行过一些工作，甚至通过他们推动张学良释放过一批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这或者可以算是张学良与中共发生关系的一段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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