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凌晨，李克农通过王以哲的电台报告中共中央称：今日与张学良晤面结果甚佳。你们与张学良见面地点已约定在延安，时间一星期内由我方选择，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及博古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这时刚刚得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几份重要文件，正准备在山西石楼就实行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开会研讨，因此，包括留在后方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等，都已赶往山西石楼。得到李克农的电报，毛泽东等人相当满意，因此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赶来石楼参加会议报告经过情形。不过，由于交通不便，如果要从在一周内按照张学良提议，从石楼赶到延安与张会晤，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泽东电告李克农称：由于周、博等均来前方开会，需10日才能结束，我方负责人从石楼赶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泽东的电报到洛川时，李克农已经离开。王以哲收到电报即转给张学良，张学良恰好患喉痛，说话困难，医生要其静养数日，因此张学良特别表示，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为何人，毛泽东或彭德怀，亦或周恩来？如未成行，可缓来。若已经成行，则他当“力疾践诺前来“ 。这样，3月5日决定的一周内举行张学良与中共负责人的延安会谈，自然延期了。不过，王以哲特别电告毛泽东和彭德怀说，19日以后张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于19日前在延安会谈，否则恐须延期相当时日了。

但是，为了等齐出席会议的中共领导人，中共中央的会议一直拖到20日才开始举行。此前，李克农已于16日赶到石楼，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详细情况。根据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精神，又考虑到国内的特殊情况，全面负责中央军事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毛泽东在他的报告中开始对张学良另眼看待。他在报告中把国民党分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两大类，肯定蒋介石仍属于“民族反革命派“，而张学良则属于“民族革命派“，可与我们走一致的路。当然，同宋庆龄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来，张学良还只是中间力量，但无论如何，从把张学良看成是“卖国贼“，与蒋介石相提并论，到肯定张学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为革命派，这清楚地显示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器重和信任。

考虑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必须留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不便赶回陕北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周恩来在后方负责，中共中央讨论决定谈判工作改由周恩来出面进行。

3月16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致电王以哲，说明：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定在本月，具体日期可由张先生确定后电告周同志，俟得电复，即启程赶赴延安。

至此，张学良与中共的统战关系得以正式建立。随着延安高级会谈的秘密举行，张学良从此走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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