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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学术界、学院派的追风一点儿也不次于大众文化。

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也没什么长进。有人说，学术界由八十年代的浮躁转向九十年代的沉稳和成熟。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实际上都是一回事。九十年代的学术界还不如八十年代呢，因为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像大众文化一样没心肝，有点儿脑子的也是小聪明。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炒作，是跟着多变的时尚，今天这首歌红了，明天那首歌火了；今天的偶像是刘德华明天就是周华健，排行榜每周都在变。学术界呢？它的变化节奏之快也不次于大众文化，一会儿换一拨理论明星和方法。今天是后现代，德里达，明天就是东方主义，萨伊德。

今天是本土化，明天又是规范化；今天是新保守主义，明天又是新左派；今天是效率经济学，明天是制度经济学。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变化节奏是平行的，只不过大众文化的覆盖面广，而学术圈子相对小了点罢了。但其流行方式。更新节奏、潮流交替，没什么实质的区别。北师大的博士、教授王一川，肯定是受大众文化中的音乐排行榜的刺激了，搞出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排座次，多可笑。

王朔：他把金庸提得很高，让金庸踢走了茅盾，成了经典。北大的教授严家炎也说金庸是经典。我说了几句金庸就惹恼了他。他在北师大演讲专门谈及我对金庸的批评，他讲着讲着就不着四六了，居然由作品讲到了人，说金庸多么爱国，拒绝前港督彭定康什么的。这也和大众文化的人身攻击同一性质。说到最后就要说到他不是评论金庸，而是对金庸进行人身赞美。我谈金庸只就他的小说，而严家炎捍卫金庸小说为经典，也跟着去捍卫金庸这个人了。他还是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怎么弄得跟哥们义气的小帮派似的。彭定康与武侠小说有什么关系？拒绝彭定康与能不能写好小说有什么关系。一弄就到人品上，他也像大众文化的传播似地，由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最后走到人身才罢手。

老侠：的确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王一川把金庸弄成经典，一定得意洋洋以为一鸣惊人。金庸的小说怎么能成为文学经典。至多是武侠中的经典，排个武侠小说的座次还差不多。金庸的书，除了展几下拳脚之外，那些人物皆是虚假的，他对中国文化也无多深的理解，不过是表面热闹罢了。再说了，梁山的草寇们能排座次，流行歌曲能有排行榜，好莱坞电影的票房也能排座次，但学术这东西。真理这东西怎么能排座次呢？身为学院中的教授，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不要了呢？真理不能靠民主投票，也不能靠排行榜，只有权力的大小和票房的多少能排座次。

王朔：你说金庸，包括余秋雨之类的，都被人认为很有文化，字里行间透着他们熟读一些中国的旧书，经呀、佛呀、道呀、屈原呀、稽康呀、苏东坡呀……但他们说的不都是那一套吗？也就是道德呀、正义呀。善恶报应呀，几千年来就是这一套，这点儿思想。他们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这思想，好像这就够了。如此陈腐，再吊多少本书袋又有什么意思。像余秋雨这种人，一开始对我这样对传统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点的，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里有很大的迷惑力，你会觉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应该这样，起码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严肃地对待一些事情。后来我看了朱大可写的关于余秋雨的东西，说他写的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说他实际上像歌星那样煽情。其实，传统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态的东西，只要把这东西吃熟了，只要瞧准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悦，什么都可以做成媚态，金庸的壮怀激烈呀，余秋雨的忧患情怀呀……反映到销售上就是卖点，方方面面都要这个，老百姓也要这个。他们只有自我标榜起来，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伤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们所接受。可能中国这些年的媚态百出，就缺余秋雨这类忧患媚态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轻松地游山玩水，忧患地伏案媚俗。

老侠：还有更恶心的，一般谈余秋雨的人从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动不动就提到当官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怀之后，最后画龙点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长现在的作为，不正是古人的忧患情怀的当代传人吗？绝对到位，绝顶聪明。

王朔：你说学院派与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像余秋雨这样的人过去出现过吗？

老侠：我觉得他的媚态上承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

王朔：就余秋雨这么个文风，这么写东西，这么冒充文化的人，好像还不多见。

老侠：以前好像没有过。我一个朋友说，刚听说余秋雨，还以为他是台湾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伤口。实际是“阿Q“头上的脓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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