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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苏联学者认识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维护垄断组织的利益"决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单方面地服从垄断组织和个别金融集团狭隘利益的需要。"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垄断组织和国家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并且国家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对垄断组织施加影响。" 例如，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国家所有制和国家采购等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结合的运作方式，单方面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国家掌握的国有企业，包括亏损的企业或工业部门、能源及原材料工业以及需要花费大量投资的试验性企业等，与垄断组织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无论在直接利益上还是在实际管理主体上，国有企业与垄断组织之间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特性。

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的理解上，苏联学术界50年代的国家从属垄断资本的流行观点，已逐渐转变为国家与垄断资本"结合"的观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垄断组织和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合，目的是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垄断组织与国家的结合突出表现在：垄断组织同国家机关的结合，即垄断组织派代表在国家机关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国家机构与垄断组织共同出面解决重大的经济问题。苏联学者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结果；国家对经济运行干预能力增强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是：其一，国家所有制。资产阶级国家成了最大的所有者，这将有助于国家垄断资本有效经济运行，为垄断组织和私人利益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其二，国家的财政调节。国家通过指定预算项目和规模，调节资本主义盲目生产造成的比例关系的失调；预算赤字又可通过税收转嫁到人民身上。其三，货币信用调节。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货币投放总量的控制、利率的调整可达到调节资本流量流向，以稳定经济的目的。其四，经济规划化。二战以后，基于经济和两大体系当中的需要，有关人口、就业、个人消费和发展的战略等，均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纳入中、长期国家规划中。其五，军事工业壮大。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先进的科技提供了实验、发展的机遇，增强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实力，但结果是喂肥了掌握着庞大军火工业的大垄断组织。所以，"结合"论者仍然认为，虽然迫于社会上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压力，或出于维护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需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可能拒绝支持某些垄断组织甚至可能采取某些损害个别垄断组织利益的经济、政治手段，但这些手段仍然是以维护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利益为前提的。在这一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政府，在本质上仍然是列宁所称作的"百万富翁的国家委员会"。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新现象和新特点。对这些新现象和新特点的研究，自然成了苏联理论界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论题之一。

布雷弗曼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管理制度和工艺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紧密相联。因为，垄断资本生产关系的发展表明，劳动过程的发展趋势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直接生产过程的知识转由管理本身来完成，工人则逐渐成为无需高技术和技能的"非熟练"劳动者。布雷弗曼的这个分析，体现了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即"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 。

在布雷弗曼看来，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革命和管理制度的变革，绝不可能引起雇佣劳动中体力上和智力上的任何"解放"，只会形成劳动者日益严重地"异化"。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阶级只是资本运动过程中与"死的"生产资料相对应的"活的"部分。工人阶级的职业构成、劳动方式要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积累的性质；而且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地位。

三、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思潮的多样化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兴"，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各种新学派、新观点的纷纷涌现，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探讨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理论话语。究其原因，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逐步呈现出了经济繁荣、技术发达的社会特征，但社会异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而减轻，相反却更为严重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精神被西方社会重新重视与激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与研究主题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换，即从原先主要批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转移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来。其次，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兴起等，对此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复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在理论上，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重新发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日益扩大，20世纪30-50年代各类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也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储备了大量的可资继承与批判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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