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不是本质区别，而是与当时的特殊社会形态有关。

该特点恰好说明了了这样一个事实，4000年前，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和地区人们制定的法律皆为适用于普通相对自然形成的社会时，只有中国这个地方特殊。夏朝的居民是有组织地大规模长途跋涉迁徙而来，他们很可能以兵制迁徙，男人为主，但精神领袖却是个女人：夏甲。这个特征可参见后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情形。

我列举出以下的对比或许并非多余，但是要把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纳入埃及历史才有会实质的连动嫌疑：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创世记(11)

以上为大致日期。这个列表使埃及、以色列等中东国家地区间的神秘联系露出端倪，并且使他们与中国古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得以展现。

我觉得断然把今天的国家地区概念套用在远古是一种极大的错误，中东之间的文化与人种的复杂联系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所有人对于中东、对于人类历史的重新认识，其颠覆程度应该达到“革命“的程度才会接近历史事实。重新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首先是观念的更新，然后才是知识的积累问题。靠今天带有许多偏见的“常识“来认识远古的中东往往会障碍重重，把一般人误引歧途的第一错误常识就是把整个中东文化割裂开为分散的个体。我认为古代中东很可能与中国古代一样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分分合合，但我们只记住了中东破碎的“五代十六国“，而忘记或忽略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唐风汉韵“下的大统一。这本书部分努力实质上是对这个人类集体失忆的修补与纠正，只有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理解我的体系才会更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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