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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放运动两大流派的形成

革命民主主义与俄国农民社会主义

40年代，由于西欧哲学和社会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传入，以及俄国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斗争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潮日益明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义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作为这种思想的奠基者的赫尔岑和别林斯基都曾经历了一个先超越启蒙思想，然后又超越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他们都曾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

出身于贵族的赫尔岑从小受到俄国和欧洲进步文化的影响。他的两个家庭教师对他有过很大的帮助：教文学的普罗托波波夫经常给他阅读被禁的文学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的俄国革命传统；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宾党人，他启发了赫尔岑对法国革命的同情。赫尔岑早就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但他也相信启蒙和道义的力量。大学时代他曾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学说，被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由于1830 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和1831 年波兰起义的被镇压，他在30 年代初就对自由主义产生过怀疑。“怀着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我们曾经期待出现政治标语和口号的法国，事情并不顺利。……由拉法耶特、本杰明·孔斯坦、彼尔·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国人观念中逐渐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在波兰灭亡之后已对我们失去了它那动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密切地接触俄国社会现实，他开始认为必须用革命方式消灭现存制度。在40年代创作的《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乌鸦》等小说中，他尖锐批判了农奴制度，表达了对教育，自治、自由和社会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跻身子当代最杰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把哲学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对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旧制度，打破一切成见，毫不留情地去对待一切以前是神圣的东西。“

1847年，赫尔岑到达法国后，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直接的认识。他以《马里涅街来信》为名，连续给《现代人》杂志撰稿，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工厂主和贵族地主同样都是吃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吃人形式。他尖锐地指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来看，是和自由、平等、博爱毫无关系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都将导致现代欧洲生活的终结。“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个对于他在俄国的朋友和论敌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西欧自由主义学说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俄国是否已经为自己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准备？尽管他自己也还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赫尔岑的这些惊人之语引起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波特金、科尔什等人的震动和反对。但别林斯基(1811—1848)维护赫尔岑的立场，认为对他的观点不能过于苛求。别林斯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了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的宪章并不能使劳动群众免受饥饿和屈辱、摆脱无权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写道：“我曾经说过，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合适的。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幸的。“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将和农奴制度一样走向灭亡。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要比赫尔岑更为理性。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他认为工业造成了无穷的弊端，但也是社会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兴起的铁路建设引起了他对将被物质进步所改造的新俄罗斯的憧憬，他相信铁路的发展将联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并要求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1848 年前，别林斯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贵族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进程，认为这是俄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进步，并指出俄国可能不得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赫尔岑的又一点不同是，别林斯基主张，目前还不必将欧洲的问题完全当作俄国自身的问题来对待，而应该首先在俄国“发现问题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这样的思想：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而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前途。

别林斯基相貌平平，天生味觉不灵，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高，但却是当时俄国思想界一颗最明亮的星。同赫尔岑一样，他也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但他向前走得更远。1832 年，由于反农奴制的思想，他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次年开始进行文学评论活动，直至1848 年去世。30 年代末，由于受黑格尔哲学消极方面的影响，也由于还看不到改变现存制度的力量，他曾一度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表现出“同丑恶的现实和解“的妥协倾向。但是，欧洲的革命动荡和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使他很快摆脱了迷茫，转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上。40 年代，他是进步知识界最激进的人物。据他的朋友们说，他曾多次提出，应该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圣母送上断头台“。赫尔岑说他是“一个狂热的人，一个爱走极端的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确实，这个时候的别林斯基对罗伯斯庇尔推崇备至，曾多次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以真诚和激昂的感情歌颂法国革命，蔑视“耽于幻想和温情的吉伦特派“，盛赞“恐怖主义者即罗伯斯庇尔和圣一茹斯特们“，认为罗伯斯庇尔使法国人民摆脱对基督教的盲目崇拜，把他们的信仰引向自由、平等、革命、反抗暴政、共和政体等现代文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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