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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主持人请去吃饭，路上笑说：“不是里根，是你们，你们带来的好天气。我们都反对里根轰炸利比亚。”

隔日蕾内约我们在第三街她的住宅见面，对《冬冬的假期》有爱好，可以发行，她的理由是：“这部电影给奥克拉荷马的农民看，也看得懂。妈妈生病，孩子们到乡下外公家过暑假，是普遍能了解的情形，又布满趣味，是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中国人形象的一部电影。因为以前所看到电影中的中国人都很忧愁，例如大陆有一部电影在这里放映时，男女主角各分在不同的单位工作，无法见面非常痛苦，整部电影在描述这件事，观众就不能明白，为什么他们相爱，他们却要隔在两地不能见面，观众无从了解。”

当场我听了当然兴奋，但也心中撩起一丝如侯孝贤的寂寞之感。究竟中国人的电影还是中国人看，那背景和情境惟与我们自己是亲稔的。这回亦多亏诺曼是蕾内新雇任的助理，等于埋伏了一位小间谍，蕾内来看片当天，引起多人的讶异探问，蕾内说：“因为我的新助理是中国人啊。”

后蕾内要诺曼再约见一次面，给她一个promise,相互凑出来的时间在离开纽约的前一晚，星期五九点钟，仍是她的寓所，他们家昨夜开了一场犹太人节日的派对。她愿意代理侯孝贤电影在此地的发展，主张这时候不急着卖《冬冬的假期》，待九月《童年往事》若获选参加纽约影展时再一起做，可卖得较好的价钱。或者在南方某特为片商发行人参加而举办的影展(忘记其名)，推出侯孝贤的电影，包括《儿子的大玩偶》第一段，《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连他的新片《花旦与魔术师》，就叫侯孝贤的四又三分之一展吧，几人听着都笑了。

走出蕾内第二十八层楼高的住处，那屋中陈设着收集自世界各地千奇百怪造型的乌龟和猫，这里是纽约。假如站在内有毕加索真迹的现代艺术馆门前，望过中心公园初春疏疏的林子，对街一列古式高楼亮着灯光，寒气晶莹，像我小时候最爱的那种撒着银闪闪粉粒的圣诞卡片，明明就在眼前。但我知道连侯孝贤心里也这样在想着：拍电影是到底为了什么·

天空飘小雪的那天，我们到联合国找刘大任，他带我们参观了一遭联合国，出来时指着门口一方巨石，上面凿有一孔，叫作一眼望穿。其实影展云云，也可以是一眼望穿的。中午我们在一家江浙馆吃饭，因侯孝贤谈到拍《风柜来的人》的素材和动机，张北海提出成长经验的题材也许再拍两部三部之后，将拍些什么呢·有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大概是所有年轻创作者在靠他的青春和直觉创造出极出色的成品的同时，就必定会要面临的关口，过得了它，也许能继续创作下去，过不了它，就此天才夭折的，亦比比皆是。侯孝贤回答说：“我想我还是会拍家庭吧。”李渝即刻接话，意思说，拍家庭对了，要是去走入社会，那就糟了。

我完全了解李渝此话的背景与真实性。浅则言，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被太多急于走入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造作得变了形，如此产生出作品来，不免一堆词浮意露的廉价喧哗。深则言，在座诸位都是经过大风浪风过场面的人，以接近知命之年的阅历来看作品，自有其个中真味。如小说里有鲁迅那样沉郁顿挫的批判时代，也有沈从文那样游于造化的天然，也有如张爱玲那样对现状全是反叛，而因为写得柔和，是观察的，不是冲动的，许多人看不出来，甚或以为只写男女爱情。再如电影里，我听焦雄屏讲过，以前她所崇敬的导演，至今若纯属个人钟爱来说，一是小津安二郎，一是费里尼。费里尼即使如他早期的写实电影《大路》等，亦不全是环绕在新写实主义反映的战后贫困的主题上，而宁是在于爱情、青春、生命，故为此曾被他同时代的人攻击过。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亦与黑泽明的人道主义大异其趣，而小津更是日本民族的，那种对人生思省的悠远之境。

侯孝贤因带了《童年往事》的录影带来，大家看完带子便到张北海家聊天。《童年往事》由许多个别的记忆片断连缀而成，但连缀之间仿佛不够一种介入切深的观点引领观众走到电影的核心。郭松提出看法，说是《童》片有意让它东一块西一块的，它可以像很多片子那样去“圆”却有意不去“圆”，这是导演已在层次之上高明的地方，然而还可以凝聚到内容里面，譬如像收音机播放金门炮战的消息这些做法，其实都太轻易了，应该要渗在生活之中透出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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