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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朱延平做的归朱延平,让星马市场的归星马,让美加华埠的归华埠,让侯孝贤拍他要拍的。拜托他不要梦想去做史蒂芬司匹柏,那是不可能。拜托他也别以为他可以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诸如《金色的池塘》或《日瓦戈医生》。他只能拍他所能拍的,此若得以充分实践的话,他才有机会变成“只此一家,别无仅有”,而这个,就成为他的商业。
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卖了,对不起,那绝对是一个意外。
第三问台湾电影被他们玩完了·
你说呢·
不妨参阅《自立晚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艺文组策划吴肇文执笔的“侯孝贤杨德昌为国片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内有附表,具体列出了卖埠地区和收入。那样的成绩,不过是靠朋友们兼差做做,毫无经营可言的情况下获得的。若有识货者善加经营,詹宏志谬言曰,投资侯孝贤要比投资成龙还少风险。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间或闻道大笑之的也很多,这样两年过去。要到一九八八年,年代影视公司以它多年买卖影片录影带版权的经验,足以想象詹宏志所描绘出的漂亮乌托邦,邱复生决定下海投资了。
十一月廿五日,《悲情城市》在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内开镜,拍梁朝伟扮演的老四焕清在修底片。八角形屋子,前厅有两张粗笨如坦克的理发椅,后厅改装成照相馆,梁朝伟默默工作时,前面是市人,洗头的,剪发的。
以上,我说明了《悲情城市》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得到了资金开拍。
第四问只不过是东方情调而已·
可能是,可能不是。
正如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频频在国外参展获得大奖,亦引起彼界内褒贬两派强烈争议,最能代表另一种声音的是讥评他们“脱自家的裤子给外人看”,把贫穷愚昧当成卖点贩卖给外国人,《黄土地》是,《老井》是。而《红高粱》浓烈影像的性与暴力,则一新外国人对孔教谦谦中国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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