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朱延平做的归朱延平，让星马市场的归星马，让美加华埠的归华埠，让侯孝贤拍他要拍的。拜托他不要梦想去做史蒂芬司匹柏，那是不可能。拜托他也别以为他可以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影片诸如《金色的池塘》或《日瓦戈医生》。他只能拍他所能拍的，此若得以充分实践的话，他才有机会变成“只此一家，别无仅有”，而这个，就成为他的商业。

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卖了，对不起，那绝对是一个意外。

第三问台湾电影被他们玩完了·

你说呢·

不妨参阅《自立晚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艺文组策划吴肇文执笔的“侯孝贤杨德昌为国片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内有附表，具体列出了卖埠地区和收入。那样的成绩，不过是靠朋友们兼差做做，毫无经营可言的情况下获得的。若有识货者善加经营，詹宏志谬言曰，投资侯孝贤要比投资成龙还少风险。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间或闻道大笑之的也很多，这样两年过去。要到一九八八年，年代影视公司以它多年买卖影片录影带版权的经验，足以想象詹宏志所描绘出的漂亮乌托邦，邱复生决定下海投资了。

十一月廿五日，《悲情城市》在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内开镜，拍梁朝伟扮演的老四焕清在修底片。八角形屋子，前厅有两张粗笨如坦克的理发椅，后厅改装成照相馆，梁朝伟默默工作时，前面是市人，洗头的，剪发的。

以上，我说明了《悲情城市》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得到了资金开拍。

第四问只不过是东方情调而已·

可能是，可能不是。

正如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频频在国外参展获得大奖，亦引起彼界内褒贬两派强烈争议，最能代表另一种声音的是讥评他们“脱自家的裤子给外人看”，把贫穷愚昧当成卖点贩卖给外国人，《黄土地》是，《老井》是。而《红高粱》浓烈影像的性与暴力，则一新外国人对孔教谦谦中国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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