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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焦虑应该是切身的,不切身,不焦虑。也可能焦虑,如果处在群体性心因反应里。
查建英:这个分野办法有趣。就是说实际上,后来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焦虑的人写出来的创作。争论也好,问题的提出也好,都是焦虑心态的产物。结果反而淹没了你说的这种人的声音。
阿城:对。有主人心态的人,是那个时代不焦虑的人。“五四”上街游行,算人头儿,比例上还是少。
查建英:没错,其实“五四”那时候上天安门的也不过就那么几百人吧。
阿城:所以,比如说,在壮壮拍的电影《吴清源》里,我在剧本里提供了我的想法,吴清源的家境就是这样。他父亲到日本学法律,回来在平政院做个科员。家里用着七八个人,典型的北京中产阶级一亩二分地的四合院儿,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白猫胖丫头,喜欢写字了,买一大堆帖来,好帖当时不便宜啊。又喜欢小说了,哗,去买小说,买很多,成箱的,也不便宜啊。吴清源兄弟三人,私塾在家背四书五经,背不出来打手心板儿,不去外面上新学堂。我们在吴清源的回忆录里看不清晰“五四”的影响,他们家当时就在北京。我们可以想象,父亲在衙门里上班,回来后会说:哎哟,这两天学生挺乱的。嗨,也就这两天,说过去就过去。接着就说别的了。那个东西在他的生活里,不算是主要的,吴清源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后来焦虑了,父亲死了,家败了,穷了,焦虑了,段祺瑞给钱,就去陪段祺瑞下棋吧,日本人给钱,就去日本下棋吧,结果杀得日本人大败,二十五年无敌手,棋圣。
查建英:嗯,这样的家境,就算他读到“五四”时期那批有焦虑感的书,也不一定为之所动。不过确实也有些青年人受到那些书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了,或者忧国忧民了。但到底有多少人就难说了。我看过一个统计,其实鲁迅他们的书当时发行量很有限的。
阿城:有限。我不是出过一本《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吗?
查建英:你是说《闲话闲说》吗?我记得《闲话闲说》里边你讲过一个看法,就是即便在所谓“五四”时代,当时的文学主流也是鸳鸯蝴蝶派。
阿城:对,应该说是世俗文学,有发行量的统计。市民的东西,在消费上永远会是主流。现在也是这样,时尚类的杂志,就是鸳鸯蝴蝶派啊,销售很好。小资是什么?就是新派市民,就是中产阶级的初级阶段啊。但是当初庸常稳定的主流在后来的文学史里都被回避了。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史,讲法就不一样,我以前在旧书店看过,从来没见重印过。史与其说是后人写的,不如说是后来的权力者写的,后来的文学史,像新文学大系,谁写的?是后来掌了权的左翼文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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