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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往好处想,也可能这种技术普及造成了一个特别大的基数,为其中少数真正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冒出来的机会。但如果大家都是在一个历史文化断层里生长出来的,那人数再多,基本构成是一样的。
田壮壮:其实中国人最不缺少的就是人才。中国人多啊,十三亿人,十万分之一的比例计算,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才要多吧。人才呢,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事。你看吴老师送我一幅字,写了一个时间的“时”。他说所有的东西到了时候了,就自然做到了,着急也没有用。我拍戏的时候,吴老师知道资金可能不够时就说:你也别急,这件事情该你做成的,你就做成;做不成你尽心了、尽力了就够了。我觉得人家这属于成仙了。吴老师现在每天都看《易经》,他自己在算一些事情,或者在算一些棋。
查建英:像一位得道真人。
田壮壮:对,他跟你说的话,听着似是而非,但是觉得只有他的话能让你有安全感,让你踏实。
查建英:他多大岁数了?
田壮壮:九十一了。回忆八十年代,我只有对我自己的一个检讨。那个时候我火气旺,很极致。惟一留下来的就是电影的财富。跟八十年代刚毕业意气风发的时候比,我现在没有那么风发,但是我觉得心比以前更沉稳了。所以好多人问:你的电影,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我说都是我的儿子,没有什么你喜欢不喜欢的。
查建英:每一个都是你某一个阶段的写照。
田壮壮:哪个都是自己的写照,自己的态度,当时的追求,当时的心态;认真与否,跑是跑不掉的。所以电影也挺残酷的,它留存在那儿,改不了了,也没有办法去解释。我觉得往后还是认认真真地和电影生活在一块儿。
查建英:嗯,你拍电影始终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是一个特别刺激人的物欲的地方,有点像一个大赌场,让人莫名地兴奋,因为诱惑太多,而且确实有能抓到手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八十年代初呢,没有。
田壮壮:没有,一点也没有,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要想钱,那都是很有犯罪感的。到八十年代,突然间……所以我就说,中国人很有意思,中国人实际上挺喜欢被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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