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南丁格尔感到左右为难，但她很快就想到，若将这一行人送返回国，必将出现难以澄清的误解，这对她的事业将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12月24日，她提出一项折衷的办法：准备立即录用一些新来的爱尔兰修女，把前一批成员中的无医护经验的诺伍德修女替换回国。这样可以不增加医院中天主教修女的总人数，也符合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拒绝增加修女的决定。

但妥协没有生效，并立即引起了争吵。诺伍德的修女们一个个哭求着，不愿返回英国。布里奇曼院长则不同意她的修女们脱离她的领导，单独进入战地医院。她说：“这样做将违反教规。”她声言她们必须有自己的耶稣会随军牧师，而拒不参与当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南丁格尔白天在医院各处奔忙，经常亲自跪在地上给伤兵换药、疗伤，一连工作八个小时后，晚间还要同玛丽·斯坦利和布里奇曼院长煞费口舌进行交涉。这位布里奇曼院长口若悬河，嗓门儿又大，南丁格尔称她为“可尊敬的刻薄妇”。

1855年元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丁格尔终于收到了锡德尼·赫伯特的回信，信中向她坦承自己的过失之外，也重新肯定了她的权责，只要求她不要轻言辞职，并保证以后所有有关她权责内的事，一定遵照她的意愿办理。同时，只要南丁格尔同意，他愿自费将新护士队一行人送回国。

南丁格尔被赫伯特的诚意所感动，从此两人尽释前嫌。

丽莎·赫伯特夫人也来信为自己所作所为诚心诚意地表示后悔。

南丁格尔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信是如此诚恳宽让，触到内心深处。”

从此，她再没有提起赫伯特给她造成困难的这段往事。

而此时的玛丽·斯坦利却失望而沮丧。那些未来之前设想得颇为美好的情景并未在她眼前展现。

她对这所污秽不堪、生满毒虫的野战医院早已丧失了兴趣，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上也有了跳蚤。

1月底，当局准备把寇拉里的土耳其骑兵兵营改成军医院，玛丽·斯坦利决定独自承当此事，完全按照她个人的意见来管理这所医院。她未请示库明博士，便率领她的“夫人”们和一部分护士、随行人员，以及十名修女前往寇拉里兵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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