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她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在法案中，对于病人护理的改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规定，所以南丁格尔就更加不悦。不过，法案本身的确有些地方比过去进步很多，所以虽然南丁格尔感到失望，却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过之后，她反而有些高兴。

“我们总算得到一点欣慰，因为两千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们都可以转离贫民医院。为了减少教会财政的负担，病人所需的费用，均由公费支出；而医生，护士长及护士的薪水，由伦敦财政当局支付……。为了这些病人，经由救贫厅的指令，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的确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后，相信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就这样，又一场战斗结束了。南丁格尔得到休息的机会，然而她并不让自己休息，在1867年6月开始，又继续她的工作。在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发现手边没有产妇死亡率的确实统计。因此在沙医生的协助下，她开始统计数字的收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些医生为了害怕秘密被公开，而将事实隐瞒：有的医院及医生甚至连各种数字的资料都不愿提供。

但是根据调查，南丁格尔意外地发觉，在产科医院生产的死亡率，竟然比在自己家中没有卫生设备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死亡率还高！所以，她利用三年的时间，搜集许多事实的资料加以分析，并在1871年，以“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为题，印书出版。此书还得到詹姆士·辛普森的认同，他就是第一个以氯仿为麻醉药生产使用的人。

1867年的春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利物浦，因为地区单位的护士急速扩张。利物浦分为18个地区，每区都各自拥有正规的护士。在利物浦贫民医院，过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现在正式由教区委员会负担。

在阿格妮斯的领导下，贫民医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面貌。这的确是胜利的情景，但随着冬天的来临，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年的冬天，正是失业与贫穷夹攻人们的时候，阿格妮斯已经因工作繁重而精疲力尽，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来袭，阿格妮斯有1350个病人要照护，为了争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奋斗，半夜一点还不能就寝，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时发疹伤寒开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1868年2月19日去世了。她在临死前对南丁格尔说：“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剧，因为没有人能代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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