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圣诞夜的烛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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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圣诞夜的烛光

引言

1998年9月27日,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于德国。这一天,德国总理大选揭晓,赫尔穆特·科尔如果连任成功,他将开始他的第五个总理任期。这样,科尔不仅将会带领德国跨越20世纪、监督他的政府从波恩迁到柏林的工作、成为加强欧洲联盟一体化的最为重要的动力,而且科尔还会超过俾斯麦任职19年的记录。

当然,以上还是一个假设。

目前,科尔正为争取连任而作积极的准备。很多人知道,科尔是一个美食家,他的好胃口是德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与克林顿会晤时,科尔总是要和同样贪吃的美国总统开怀畅饮。科尔爱吃甜食,好喝白葡萄酒,每顿要吃大量肉食和土豆。然而,随着1998年9月的临近,科尔首先想到的是要为竞选减肥。科尔认为,在竞选紧张的时刻,肥胖对健康是不利的。科尔可能只说出了减肥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恐怕是过于肥胖的形象将在选民心目中失去一些得分。如今,这位大块头总理已重新安排自己的食谱,他已经停止吃甜食,把肉食和土豆改成面包和茶;把心爱的白葡萄酒改成稀释的西红柿汁。米,但他的体重是多少,没有人能说得准,科尔也从不与人谈及自己的体重,科尔说,他的体重属于“国家机密”。但据科尔身边的人说,他的体重在136公斤左右。也许,当科尔开始他的第五个总理任期的时候,他的体重会是120公斤。

同时,为了助丈夫一臂之力,科尔的妻子汉内洛蕾也在为丈夫竞选而奔走呼号,摇旗助阵。这位现年65岁、喜欢用发胶、爱穿高领衬衫的法语和英语翻译,平时沉默寡言,也很少抛头露面。自从科尔担任总理以来,汉内洛蕾的公众活动局限于慈善事业,但现在她更多地出现在政治敏感性较强的集会上,而且开始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好斗的一面。她说自己同丈夫一样坚强,并且不希望科尔失败。汉内洛蕾对选民说:“如果你们选中科尔,你们可以长期信赖他。”38年前,科尔用2000封情书赢得了汉内洛蕾的芳心;38年后,丈夫面临跨世纪连任的机遇,而科尔的竞选对手——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又是来者不善,汉内洛蕾不甘沉默,积极介入竞选,为丈夫摇旗呐喊,也就不难理解了。

现在断言谁将成为德国跨世纪的总理还为时过早。不管科尔能否连任成功,有一点是没有人会怀疑的,那就是:赫尔穆特·科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欧洲的一位巨人,是西方无可争议的主心骨人物!当密特朗以惊人的意志力完成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终于被癌症击倒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带着他的“新思维”,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惨状中灰溜溜地走下政治舞台之后,当叶利钦同时与车臣难题、北约东扩及自身的病魔艰难搏击的时候,当克林顿被海湾问题及性丑闻困扰而无法以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形象接受美国人及全世界审视的时候,科尔却长时间以一个巨人的形象屹立在西方政治舞台。

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科尔都是成功者。科尔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科尔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的成功之花是开放在奋斗的枝叶上的。科尔的人生轨迹是一条努力奋斗的轨迹,是一条积极向上的轨迹。这条轨迹无疑给后来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下面要讲的,就是科尔的人生故事,从1930年4月出生到1998年。

让我们走进赫尔穆特·科尔的世界……

1930年4月3日,星期五,路德维希港市立医院。约翰·卡斯帕尔·科尔焦急地在走廊上踱来踱去,他不时地向产房张望,额角上沁着细密的汗珠。6时30分,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哭,他的第三个孩子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诞生了。俄顷,他的妻子采齐利娅抱着新出世的儿子被护士从产房中送了出来。

采齐利娅看上去很疲倦,她带着幸福的微笑,一个健康、结实、漂亮的男婴在她的怀中安详地睡着。老科尔大步迎上去,一把扶住妻子,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激动,他的手揽在妻子的肩头上略微有些颤抖。

这是路德维希港极平常的一天。莱茵河上几只水鸟快活地飞来飞去。椰子树的树荫下人们或低语,或品尝着水果,或携着手悠闲散步……人们依旧如往常一样地工作、生活,谁也没有发觉今天同平时有何特别之处。

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们在沉闷的生活的压抑下甚至抱怨、诅咒、痛恨着这个社会。前几个月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整个德国在这场风暴的冲击下奄奄一息,看不到任何生气。迄今为止,德国有380万人失业,万人失去了工作,国家财政几乎瘫痪。不仅如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还必须向战胜国缴纳无法估量、无法筹措的赔款。

阴霾笼罩在德国的上空,人们痛苦不堪,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如此,在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内的霍亨索伦街89号中的一位老夫人却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把1930年4月3日,当作一个重要的日子记录下来。

约翰·卡斯帕尔曾经预言:希特勒意味着战争。现在,这已经得到了证实。早在1929年,这个战争狂人就叫嚣:要沿着德国古代条顿武士开拓的道路向东方进军,从波兰、俄国夺取大片领土,作为称霸欧洲和世界的起点。1939年4月11日,希特勒又在《关于1939—1940年武装队统一训练》的命令中推出了所谓的“白色方案”,其实质不过是德国进攻波兰的军事计划的代号。

在通往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的霍亨索伦街上,一个小男孩穿着“希特勒青年”制服,懒散地挎着一只半旧不新的书包,低着头,踢着路上的石子。炽热的阳光将树木的阴影投射到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小男孩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此刻,他心中的痛苦、抑闷,就连路德维希港灿烂的阳光都化解不开。前几天他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科尔接到上头的命令:必须在1939年9月1日作为军官奔赴波兰战场。

战争,战争意味着什么?流血、死亡。这个小男孩除了感到黑暗、痛苦、惊惶之外,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他的父亲今年已经53岁了,再过几年就应该退休,可是,他必须像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一样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刀枪无情,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吗?

小男孩咬着嘴唇,眼睛被突然涌出的泪水蒙住了。他飞起右脚将一颗石子踢得老远。

战争,这个可恨的魔鬼!它摧毁了他无忧无虑的世界,结束了他天真烂漫的童年,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恐惧、惊惶像梦魇一样地跟随着他。战争,战争到底能得到什么?!

小男孩吸了吸鼻子,抬起头露出了一张油黑的脸和两只异常晶亮的眼睛。看上去他顶多不过10岁,可是他的个头却像个小大人了。这个男孩子在路德维希港—弗里森海姆上小学,他的名字叫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

“快些走啊,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赶到那里集合。”

“不错,可是我的两只脚已经磨出了泡,我实在走不动了!”

“唉,赶了这么多路哪个不是累得精疲力尽,这可恶的战争!”一股人流从远处向这边涌来,他们风尘仆仆、蓬头垢面、步履杂沓,带着一些少得可怜的财产。这是一群来自西堤的农民,他们正从前线撤出来。当这群难民从科尔的身边经过的时候,科尔看见许多人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相同的、难以名状的哀伤和长途跋涉的劳顿,可是,他们却不得不拼命地迈着两条腿。

科尔呆呆地定在那儿,看着这群人扶老携幼三三两两从他身边走过去,他的胸腔似乎一下子被什么堵住了。

波兰人会不会打到路德维希港呢?

有一天,我,赫尔穆特·科尔会不会也像这群农民一样地逃亡?饥饿、疾病、劳苦、惊悸、流血、死亡……一连串的问题像梦魇一般扩张、膨胀。科尔突然惊叫一声,拔腿狂奔而去!情况变得越来越具有灾难性。

《总汇报》每天几乎都能登出触目惊心的消息。在其他地区,人们也许会闲适地聚在一块儿对此品头论足。可是,路德维希港却人心惶惶,人们像受了惊的羊羔,不知道事态究竟会怎么发展,明天是否会有更坏的消息等待着他们?

学校照常开课,科尔照常上学。可是那些作业、难题已经丝毫提不起科尔的兴趣。在战争的阴影中什么都变得索然无味,什么都失去了吸引力。上课、下课、放学,就像一个重要的公式操纵着科尔的生活。而他,赫尔穆特·科尔只是这个公式中不带任何感情的棋子。

1936年,科尔进入弗里森海姆国民小学就读。那时,他才刚满6岁。当他被父亲带到校长面前的时候,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不点——小小的身材,瘦瘦的骨架,一件由哥哥留下来的粗糙的洗得发白的衣服,一双清纯的眼睛。

“校长先生,您好。”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说,“这是我的儿子赫尔穆特·科尔,以后您得费心了。”

几个孩子欢笑着从他们身边跑过。校长知道,这几个孩子也是新入校的小学生,他们来自工人或公职人员的家庭,但是,他们却比眼前的小科尔健壮、高大得多。校长暗想:这个小孩子以后少不了要挨别人的拳头。他看上去这么小……不,应该说是最小的一个。

“校长先生,您好。”小科尔有礼貌地向校长行礼。

校长万没想到,初次见面,小科尔居然表现得如此从容、大方,俨然一个涉世已久的大孩子。更令人奇怪的是,在科尔望着他的时候,目光镇定,神色自如,面孔上竟无丝毫畏惧!

时隔不久,校长惊奇地发现,赫尔穆特·科尔身上流露着一种领导气质和强烈的领导欲。这种气质和欲望促使科尔不自觉地扮演着领导的角色,而那些“ABC士兵”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天哪,那些孩子看上去比他要大上两三岁,科尔居然指挥他们?”校长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孩子。因为科尔桀骜不驯,骨子中缺少一种孩子们对师长应有的敬畏,他甚至在态度放肆或偷偷吸烟遭到体罚后依然若无其事。

科尔的女教师却喜欢他。因为科尔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他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能够极快地掌握、消化课堂上学习的知识。

科尔坐在教室的一角,一片阳光穿过树梢正好投在他的身上。他趴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画着几个字:战争、希特勒、死亡、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这决不是几个平平常常的字!这个孩子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性,但是他却无法从这种窒息的氛围中走出来。

放学以后,小科尔随着人流向他的家里走去——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内的霍亨索伦街89号。这里原是他外祖母的庄园,1932年4月6日,当外祖母撒手人世之后,他们全家就搬进这所宽敞的房子里。在这里,他们不用交房租,但这并没有使这个13口之家生活得殷实富有。

科尔推开家门,父亲正歪在椅子中翻阅着当天的《总汇报》。距他不远的桌子上摆着一台收音机,这台“大众收音机”是科尔家30年代从拮据的开支中节省出来的财产,但它在这个中产者的家庭中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可以从它那里了解到许多新鲜的事情或者欣赏到著名的钢琴家演奏的优美旋律。

小科尔喊了一声“爸爸”,就撂下书包准备到花园去看望他的母鸡、雌火鸡和兔子。但是,父亲却叫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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