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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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帆)是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进士,1863 年经李鸿章奏准襄办营务处、 江苏牙厘局,后升任福建巡抚。郭柏荫(字远堂)也是道光进士,1863 年李

鸿章以僚属调用,先后署理江苏按察使和布政使,兼办厘务,继而升任湖北 巡抚,并一度兼署湖广总督。

① 李鸿章,《酒体六章》,《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13 页。

② 金天嗣:《皖志列传稿》,卷 7,第 4 页。

李鸿章依靠这个班底,确实基本上解决了购制军火和捐厘胁饷问题。先 拿捐厘助饱来说,李鸿章自从采取关厘分途、以厘济饷政策以后,就置“商

怨沸腾”于不顾,“百计搜剔,无孔不入”。他虽然承认“各省厘捐之重, 无如上海”,但仍不断下令加征。及至督军挺进苏南以后,每侵占一地,“即

酌添卡局,以济军饷”,结果“分卡之密,近于烦苛”①。当时江楚各省厘金 每年不过百数十万,而苏松 2 百余里内却岁收厘捐近 3 百万。常熟柯悟迟抨

击道:“关卡重重,抽厘叠叠”,“实在有益于军饷者不少,竭膏血于小民 者亦多。”②1867 年曾国藩供认:“苏南厘金之弊,怨默繁兴。”“饷源所

恃,仅在厘金,征敛百端,民穷财尽,此大乱之道,已在眉睫。”但因苏省 厘金皆为李鸿章“之所设施,投鼠忌器,不得不包荒示大”①,徒呼奈何。

李鸿章为了给“怨默繁兴”的捐厘助饷辩解,公然说“与其病农,莫如

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 当然,李鸿章着眼于“捐厘助饷”,并非不想染指关税。江海关关税,

循例应解户部。但从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的战火漫延到长江下游以后,就改 为“尽所收厘捐关税抵放军需”。及至李鸿章就任苏抚,江海关关税除了按

照中英、中怯北京条约的规定,扣还英、法两国赔款共计 4 成外,其余 6 成 主要用于筹还代征的汉口、九江两关税款、支付镇江防军、常胜军、上海中

外会防局用款和上海水陆各军购制洋枪火药费用。其中购制洋枪火药一项, 淮军因系上海水陆中消费军火的首户,所以受益最大。根据李鸿章“恭呈御

览”的清单,可以看出自同治元年四月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底止(大致是从淮 军抵沪到湘军攻陷天京这段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款总数为库平银 9,

480,207 两,其中厘金收入 6,439,000 余两,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

为第一位,关税为第二位;支出列为常胜军报销项下的有江海关洋税、捕盗 局经费和苏藩库,而列为以淮军为主体的苏沪驻军报销项下的则主要是苏沪

厘金和军饷捐,当然常胜军也支用些厘金,苏沪驻军也并非丝毫不支用关税。 据推算,“如在全部人款中,剔除常胜军等五项的入款,再在厘金收入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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